王永章
不是我事后诸葛亮，佘祥林冤情大白之时我就肯定，一定还有比他更冤的。这不，18年前湖南麻阳的那宗碎尸案，“凶手”滕兴善早已被执行了死刑，可“被害”女青年石小荣如今还活着（见昨日本报）。于是，我想起佘祥林专案组中排名最后的那个“自杀”警察潘余均。
作为当年佘祥林专案组的成员，潘“被监控”时“出走”，并于“自杀”前在墓碑上写下“我冤枉”三个血字。所以，其妻张银兰接受记者采访时一直回避“自杀”这个字眼，而说丈夫是“冤死的”（见5月27日《南方都市报》）。理由除了墓碑上的字，还有对“被监控”时“如何能出走”的质疑。笔者还想加问两句：墓碑上的字是不是潘写的，有无笔迹专家的鉴定？毕竟，在已经披露的有关潘的消息中，一直没有谁提出过这两个问题，当然也就没看到过相关的答复了。
所以，对潘“自杀”导致无证可对感到可惜、可疑进而追问几句就不再变得没有意义了。因为，比佘案更冤的滕兴善案一经媒体曝光，肯定就会成立一个重审旧案的专案组，那些当年审理滕案的人将成被审对象。笔者绝无“谁又会成为下一个潘余均”的小人之心，但总觉得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所以还是想出一个馊点子：被审对象接受审讯时最好揣个录音机。不过，笔者没有审人或被审的法律常识和亲身体验，不知道那种场合揣那玩意儿是否合法。如果不合法，就得想点别的办法。总之，再也不该多出一个“潘余均”———冤不冤，天晓得！谁会对那三个血字刨根问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