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华在四川战斗的岁月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程子华1905年6月20日出生在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他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广州起义,发动了大冶兵暴,和其他领导一起率红二十五军进行了长征。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功勋卓著,建国后领导经济建设有重要建树。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卓越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建国后,他在四川工作了长达13年。他在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期间,为西南三线建设特别是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英

名和功绩,永远铭刻在四川人民心中。

　　受命入川　筹划三线

　　1964年5月,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西南三线建设问题。他告诫全党“要准备打仗”,要在全国作一、二、三线设防。尔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更明确指出:“第一线在沿海,第二线在包钢、武钢、兰州,第三线是攀枝花……搞攀枝花,就要搞煤、铁路、电、机械,其它工业也要跟上”。6月19日,周恩来总理亲自召集国家计委、冶金部、地质部、铁道部、电力部、一机部等负责同志开会,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开发建设攀枝花的指示,责成国家计委牵头组织中央有关部门联合前往攀枝花调查规划,并指定时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的程子华同志为调查工作组组长,全面负责调查规划组织工作。

　　程子华同志接到中央的指派后,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他认为三线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壮举,是一次崭新的事业,必须组织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艰苦奋斗才能完成。过去,他虽然在山西省重点抓过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对经济工作比较熟悉,后来又领导过供销、财贸、计划工作,但负责组织实施如此浩大的西南三线建设工程还是第一次。为了贯彻执行党中央建设三线的重大战略决策,尽快开展工作,他用了三天时间与有关部委和省的领导研究筹划,6月23日就将有关部委、西南局、云南、贵州、四川省等360余名专家、学者、领导干部召集到成都开会,成立了“攀枝花调查工作组”,他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杨超、王光伟、熊宇忠同志任副组长。为了提高调查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他把调查组分设冶金、电力、交通、地质等12个专业组,各专业组由各部委专家、学者、领导干部组成,负责各专业体系规划布局,使调查工作从组织领导、专业分工到工作任务的落实,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确保了调查工作顺利进行。经过两天会议和行前准备工作,调查组各专业组于6月26日从成都出发,经过近20天的时间在攀枝花和云南、贵州、四川部分地方实地考察,7月中旬各专业组开始陆续返回西南汇报情况,总结经验,制订规划布局方案。程子华同志从7月中旬到8月中旬这段时间,亲自坐镇西昌,听取汇报,主持召开西南三线建设长远规划会议。他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统一规划,多点布局”的指示,经过10多天的充分讨论,反复论证、比较,定下了攀枝花大型项目的选点、布局方案,初步拟定出三线建设的长远规划。

　　9月初,程子华同志根据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关于“继续选点比较,进一步作好基地规划”的指示,为了把点选准选好,把规划布局方案搞得更科学、更合理,又专门成立了“攀枝花工业基地规划工作组,由他担任组长,阎秀峰、贺光华同志任副组长,下设14个专业组,在攀枝花召开了中央10部委和云、贵、川三省领导和规划组全体人员参加的现场联席会议,研究攀枝花基地继续选点和进一步规划问题。会后,程子华同志组织各专业组用半月时间继续选点,再次深入考察,进一步比较、论证和修订规划。经过大家共同努力,9月底“继续选点”和“再次规划”的任务基本完成。10月上旬,西南局和云、贵、川党政负责人听取了攀枝花工业基地规划布局和厂址选择汇报。10月下旬,李富春、薄一波副总理亲临攀枝花视察,在昆明听取了规划情况汇报,回北京向毛主席作了汇报。11月26日程子华同志向毛主席、周总理、李富春和薄一波副总理作了西南三线建设情况汇报,详细汇报了“攀枝花总体布局”、“重庆兵器工业配套”、“弄弄坪建厂规划”、“区内煤电平衡”等问题。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对规划都表示满意。在程子华同志精心参与主持下,西南三线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任务顺利完成。

　　重任在肩　忘我工作

　　西南三线建设是国家经受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周边国际环境较为紧张的形势下进行的,而且基地建设的位置多处在崇山峻岭之中,工作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每一个建设者,都必须吃大苦、耐大劳,才能在荒山僻岭中扎下根、立住脚、干出成绩来。程子华同志与众多建设者一样,为三线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1964年5月,他第一次踏上攀枝花这片崇山峻岭之中时,就与三线建设结下了不解的情缘。他当时已是年近60岁的人了,战争年代双手又留下了残疾,但他总是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全身心扑在三线建设每一项工作任务上,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那种坚忍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在参与选点和规划布局工作中,他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除了参与组织领导,还要参加实际考察工作。他亲自率领各部委负责人和专业组技术人员100多人,不辞辛劳,一个点一个点的逐个考察,详细了解选点的情况和定点布局的利弊。按照毛主席“靠山、近水、扎大营”的指示,选的点大多在边远山区的崇山峻岭之中,许多地方连简易公路都没有,只能徒步行走、跋山涉水,才能到达。有的地方,即使有简易公路,也处在高山悬崖之间,十分危险。考察中,大家为了安全劝他不要去,听汇报就行了,但他坚持每点必到,才能做到心中有数。他说再困难也没有长征困难,听别人介绍虽然也可知道葡萄是酸的,但只有亲口尝一尝才能知道酸甜的程度。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选点,行程数千里,他和考察组同志几乎踏遍了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大多数山地,高山峻岭、森林峡谷、田野荒原、江河湖畔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三线建设除了新建一批厂矿外,还必须从一线地区内迁一批与项目配套的厂矿到三线地区来。为了使三线建设工程迅速全面铺开,根据毛主席关于“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的指示,程子华同志亲自蹲点,采取解剖麻雀的办法,摸索内迁厂矿搬迁建厂的经验。他带领人员选择迁往重庆的上海浦陵机器厂作为试点,对该厂的设备、人员、技术、生产等情况进行全面调查了解,与鲁大东同志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一道驻进该厂,组建现场指挥部,统一领导搬迁建设。从试点、搬迁、建厂、投产全程参与,重要问题亲自主持和现场办公解决。为了节约人力物力,加快建设速度,采取边建边搬边生产的办法。即:一个车间的土建工程快完工时,就拆迁、搬运、安装一个车间的设备,其它车间照常生产。最后实现土建工程完、全厂各车间设备都搬迁安装完。由于试点成功、组织有力,管理到位,该厂原计划10个月的搬迁任务,两个月就完成了,原计划要停产4个月,实际只停产1个半月。经过试点,程子华同志总结了搬迁建厂经验,提出了“四要三不”的建厂原则和建厂施工的五个条件。1964年12月,程子华同志在重庆主持召开西南三线建设迁建工程打歼灭战现场会议,推广了浦陵机器厂迁建工作的经验。1965年2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批转了《程子华同志在浦陵机器厂工程打歼灭战的现场会议上的讲话》和《关于浦陵机器厂迁厂建厂打歼灭战的工作总结》,及时地指导了三线建设内迁厂矿的搬迁和建厂工作。

　　1965年和1966年是西南三线建设全面展开时期。1965年2月全国工交会议后,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调整一线、充实二线、加强三线”的建设方针,全国各行各业都来支援三线建设,各种物资、设备和原材料等,通过公路不分昼夜,源源不断地运到攀枝花工业建设基地。根据工作的需要,1965年3月中央批准成立了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时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的程子华同志,工作任务更加繁重。这段时间,他先后接待和陪同了来攀枝花视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彭真、贺龙同志,向他们汇报攀枝花建设情况。西南三线建设全面铺开后,各部委之间协调配合工作,各条战线的计划安排,项目审批工作,他都要亲自参与或主持。煤炭、冶金、钢铁、机械、交通、化工等系统都纷纷要求上项目,这牵涉到资金、物资、原材料的计划安排和调配等诸多问题。在大干、快上的热潮中,程子华同志保持冷静的头脑,没有忘记“大跃进”时基本建设项目上马战线铺得宽拉得长的教训,他会同各部门负责人严把项目审批关,本着综合平衡、项目配套的原则,分轻重缓急,依先后顺序,按规定程序严格审批。让条件具备的关键项目先上,对暂时不具备条件的列为预备项目后上。这样经过三线建设委员会和有关部门会审,1965年列出48个项目、1966年列出102个项目上马。把攀枝花钢铁厂、龚咀水电站、六盘水煤矿、泸州化工厂、德阳重型机器厂列为关键项目快上。

　　在程子华同志精心主持下,西南三线建设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65年完成了投资计划的98%,计划的48个项目、完成了42个,其中竣工投产和具备投产条件的30个,完成年度计划的12个,没有完成计划的6个。1966年完成投资计划的102.50%,计划的102个项目,完成了83个,其中全部竣工投产41个,部分建设42个。在总结1966年经验的基础上,又作出了1967年上204个项目的规划。1966年5月以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西南三线建设受到了严重影响,这年11月份厂矿开始停工停产。程子华同志知道后,心里十分焦急,他于1966年12月赶到攀枝花,深入工地矿山调查研究,他登临宝鼎山岭鸟瞰矿区,询问矿区生产情况,语重心长地告诫干部和职工“坚守岗位、努力工作、早日建好三线后方”。这之后不久,程子华同志也就无法正常工作“靠边站”了。

　　“文革”蒙冤　坚强不屈

　　在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四川是有名的重灾区之一,其持续时间之长、武斗规模之大,受迫害的干部群众之多,均属全国罕见。“文革”一开始,在“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下,西南局和四川省、成都市委机关领导干部普遍受到冲击,程子华同志也被扣上“走资派”、“三反分子”、“李廖死党黑干将”等莫须有罪名,被造反派组织批斗,挂黑牌游街,在昭觉寺监狱被关押4年之久,后又送农场劳动改造一年,是西南地区受迫害最深的领导干部之一。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四川的代理人刘结挺、张西挺残酷的打击迫害,程子华同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必胜的信念顶住各种压力,以惊人的毅力战胜双手残疾带来的各种困难。在“文革”中,他拒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三反分子”,要他交代“反党罪行”,他就写自己的革命经历。

　　在“文革”中,他把监狱当成磨炼自己意志和锻炼身体的场所。他写字时,要把笔插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之间才能写,尽管如此,他却写了60多份自传材料,长的上万字,短的数千字,把他在各个时期的经历写得一清二楚,用铁的事实有力回击对他的诽谤和诬陷。他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坚信中央会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会让他站出来继续为党工作。他每天都要坚持锻炼身体和用残疾的双手托起面盆冲洗厕所,坚持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俄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他还借助自己刚离开三线建设不久的有利条件,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仅凭记忆写出了一万多字的《西南三线建设工作的报告》,回顾和总结了前段所作工作,提出了三线建设中值得注意和今后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托人把这个报告转交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看后给予高度评价,成了西南三线建设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材料。

　　1971年6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程子华同志被解除监护,下放到什邡县一个部队农场劳动。根据其身体状况,农场分配他在920饲料生产组看管测温仪表,吃住都在生产组,他整天陪守着仪表,十分尽责,工作未出任何差错。1972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作出了程子华同志历史清白的结论,上报党中央和毛主席,但有人又抓住他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现实问题不放,说他“死保李井泉”、“包庇彭德怀”、“想夺西南局的权”,不让站出来工作。在给他看的历史结论材料上总留一个“尾巴”。程子华同志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他在结论材料上写上自己的意见,有时写的意见比结论文字还长。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邓小平同志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在中央的关怀下,程子华同志被调到中央党校读书班学习并等待分配工作。在此期间,他仍然自强不息,抓紧在站出来工作前充实提高自己。他说:“考虑到全国解放以后,我一直做经济工作,为提高经济理论水平,决心学习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所有著作”。他学习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的再生产理论和列宁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再生产理论,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和西南三线建设的实践经验,从简单再生产到扩大再生产,从资金平衡到物资平衡,从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五个公式看我国编制的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规划,认真学习体会,反复对照比较,得出了我国编制的1962年至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原理的。西南三线建设中,我们注意综合平衡,把用资金作计划改为用物资作计划,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原理的。粉碎“四人帮”之后,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中,程子华同志恢复了名誉,重新站出来工作。1977年夏调离四川回北京工作,是年8月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又担任民政部部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实事求是光明磊落

　　程子华同志在四川工作时间较长,从1964年5月到1977年上半年共13年时间,他在工作和生活中所表现出的高尚品格和优良传统作风,在四川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程子华同志具有十分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论遇到什么艰难和曲折,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四年被关押期间,因不准家人照料,他吃饭、穿衣、洗漱都很困难,剪指甲更成了一大难题。看守人员怕他自杀,不敢借剪刀给他,后经层层审批借来指甲刀,他又无法用手剪。便设法用一段绳子栓在指甲刀上,把绳子套在脚上,下边用脚蹬,上面用牙齿咬,一点一点地剪,然后再在地面上把指甲边缘磨光滑。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也要坚持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他上午看书学习,下午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写心得体会,天天如此,从不间断。他把一个共产党员能够为党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看作是一件引以自豪和自慰的事情。他说:“在人的一生中,不免要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能够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是值得自豪和自慰的。”即使在“文革”被关押期间,他还多次向同事和家人坦露自己这一崇高的心怀。他对爱人张惠同志说:这几年在监狱里只考虑一件事,那就是将来能继续为党工作。

　　程子华同志无限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他不仅对党的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心和高度的热情,而且富有脚踏实地和奋力拼搏的精神。党叫他干啥他就干啥,干一行爱一行,行行都能干出成绩来。工作中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事求是,敢于负责,说干就干,雷厉风行。他抓西南三线建设工作,兢兢业业,尽心尽职,取得显著成绩,中央领导同志很满意,但他总觉得自己在三线做工作的时间短、任务没完成好。离开三线建设工作岗位后,仍时时牵挂着攀枝花的建设。1977年底他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再次到魂牵梦萦的攀枝花工业基地考察,再次登上他11年前去的宝鼎山观望基地全貌,下基层了解生产和职工生活情况,并向党中央写了《关于西南三线建设情况的调查报告》,实事求是、秉笔直言,客观地评价了三线建设特别是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同时对三线建设的得失不加掩饰地进行了反思。他认为,西南三线建设是在60年代时期国内经济困难,我国与苏联、美国关系紧张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开展的,难免有“左”的影响,因此不尽合理,浪费了一些人力物力和财力。但从后来的发展看,对开发建设大西南,乃至调整全国工业总体布局,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没有西南三线建设、大西南的开发建设就不会这么快。

　　程子华同志善于紧密联系人民群众能始终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他长期在领导岗位上工作,从不居功自傲、摆官架子和摆老资格。工作中他非常讲究民主,平易近人,善于倾听群众的意见。他主持开会,与会者可以畅所欲言,他听了大家的发言后再作归纳总结,他讲话以后与会者有意见还可以讲,经常把会议开得很民主、很和谐、很有成效。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他能和大家打成一片。他坚持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党的生活、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以一个人民公仆的身份与大家一起学习、工作和生活。他投身西南三线建设,与基地职工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平等相待,群众对他都很信赖。他因双手残疾,生活不能自理,但他总是争取多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从不向组织和同事及部下提出任何照顾性要求,处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为群众和他人着想,始终保持着党紧密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精神。

　　程子华同志党性强、作风正,对人处事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光明磊落,态度鲜明。该表扬的要表扬,该批评的要批评,决不文过饰非、护短迁就。在涉及干部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上,他决不放弃原则,熟视无睹,总是要千方百计想办法解决。在西南三线建设时期,在蔬菜、肉类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看到基地施工中存在有不爱护森林土地资源和损害群众庄稼的现象,他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并要求给群众以适当补偿。在选点布局时,他强调要保护当地其它自然资源,在厂矿迁建中要求严格执行“四要三不”的原则,即:不占或尽量少占农民的良田好土;不拆或少拆民房,不迁或少迁居民;不搞高标准非生产建设,坚持延安精神,勤俭节约。要求搞农业用水;要求搞农业用电;要给农民留肥料(粪、尿);要给农民留泔水喂猪。他还要求有关部门在建基地后要综合考虑当地老百姓的用水、用电、交通、文教、科学种田和畜牧养殖等实际问题。专门请中国农科院派出专门技术人员推广蔬菜生产和畜牧养殖技术,帮助农牧民掌握选种繁殖等专业技术,为攀枝花工业区蔬菜肉类供应和发展农牧业打下了基础。他在“文革”被关押期间,虽然自身不保、蒙冤受屈,但他仍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当时造反派要他揭发中央和西南局领导人的“罪行”,他坚决抵制;要他交代自己的“罪行”,他就以自传的形式只写自己的经历,不牵扯他人的任何事情。在被关押期间,大量的外调人员向他索要干部历史证明材料,他都本着对党对干部负责的态度,如实的提供,不受外调人员口头和书面提供的情况所左右,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光明正大、无私无畏、刚正不阿的高尚情操。

　　四十年风雨,四十个冬夏春秋。如今的攀枝花工业区已经旧貌换新颜。这座在荒山僻岭中拔地而起的新城,已成为西南重要的钢铁工业基地。在未来的发展中,它将对四川和西南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如程子华同志在天之灵有知,他会倍感欣慰的。

　　(卢耸岗哲成张廷益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