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岁老人回忆60年前在美宣讲抗日(2)

　　回国投身福利事业

　　1939年，结束在加拿大的巡回演讲后，丈夫的博士学业还没有完成，于是刘德伟选择了在芝加哥大学研修社会学，并设想着将来回到祖国后，就可以将所学知识用于面积最广大也是最贫穷的中国农村。

　　两年后，日军加强在太平洋的攻势，美国到处都在传说即将对亚洲实行海上禁运，刚刚通过硕士论文答辩的刘德伟匆忙与丈夫筹划归国。他们从芝加哥出发，一路辗转到达香港，此时香港已是一片乱世。1941年圣诞节前夜，两人跟随一支庞大的难民队伍离开香港，一路上走走停停，抵达韶关后，搭乘公共汽车到了桂林，并在1942年2月24日抵达重庆。

　　而此时的重庆竟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向景云到“平准基金会”任研究室主任，刘德伟成了育幼院的院长。抗战胜利后，上海创办儿童福利促进会，他们随之去了上海。

　　为了接收联合国的救济物资，1947年，中国在上海成立了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向景云任执行秘书。“我发现他整天闷闷不乐，原来是那里面贪污非常严重，向景云成了别人的绊脚石。”1949年，刘德伟和丈夫开始讨论去留的问题，“但我舍不得我的福利事业，而向景云认为在国民党领导下，想做一个正直的人实在太难了。我们对新政权充满希望，设想在新时代我们的所学能有所用。”

　　国民党在退往台湾前夕，大量转移国家资产，同时威逼认为“有用”的专家前往台湾。就在这时，中共地下党员陈定侯找到向景云，希望他能够把“善后委员会”的资产和原上海“行总”的机动海上渔船队以及17名专家留下，向景云愉快地答应了。国民党发觉后迅速派一名特务通知他们坐飞机到台湾，但遭到拒绝。后来刘德伟得到消息说，当局打算把他们就地正法，一家人紧急出逃。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

　　“最快乐的时光”

　　从1950年到1957年，是刘德伟工作后最快乐的时光。“我的母亲刘郭文昭是最早的同盟会员，民国成立后曾被任命为清流县知县，她非常喜欢毛泽东。”刘德伟告诉《时代人物周报》，因为母亲家的成份算是一个小地主，1950年‘土改’，她那一小片地也被分给贫农了，一家人都怕母亲不高兴，不敢告诉她，“但母亲知道后却高兴得不得了，写了8页纸的一封信告诉我她的喜悦：‘民以食为天，现在天下的人都能吃饱饭了，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相比较之下，我那一小片地算什么呢！’”

　　当时，上海市市长潘汉年邀请刘德伟出任民政局社会处社会福利工作专员，多年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了。刘德伟和同事们请区政府制定居民最低生活标准，以确定哪些人需要救济；他们创办第二儿童教养院，收养那些“三不管”的儿童，1947年上海每天有80个弃婴，而1957年上海市民政局调查的结果是一个都没有。

　　1952年，潘汉年曾经安排刘德伟去参加土改，以了解中国国情，接受教育。刘德伟这才知道，中国的土地上竟然有那么残忍的地主，而农民的生活是那么悲惨，她第一次意识到了知识分子的无知。

　　解放最初的几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迅速焕发出新的气象，但可惜，这样欣欣向荣的局面很快被政治运动所打断。

　　“我不是一个好母亲”

　　1957年，一场痛批“马论”的政治运动开始了，刘德伟恰在此时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听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反动的，但它究竟反动在哪里呢？”

　　因为这句话，她被划为“右派”，下放到甘肃一个叫景家店的小村庄。三年“大跃进”期间，她在那里和农民一起下地、放羊、挨饿，但除了想念家人之外，她并不认为这是很难挨的事情。1961年，对“右派”的看管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刘德伟等不及取得回乡介绍信，就千里迢迢辗转来到丈夫和孩子此时的居住地昆明。

　　时代的悲剧

　　“我认为景云这一生，有一件事情对不起我，这就是我从甘肃回到昆明以后。在路上我一直都很兴奋，想象着当我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会如何欣喜地欢迎我。我一心要给他一个惊喜，事先没有写信，没想到，见面后他竟然这样冷漠，让我凉透了心，他不是我熟悉的那个景云。”刘德伟说，那天早晨，当向景云突然看到妻子出现在面前时，迟疑了一下，然后告诉她，如果没有有关单位的介绍信，按照规定，“右派”不能住在家里。

　　政治上的际遇，很容易改变一个人。在这看似平静的几年里，向景云遭遇了好几件足以对他造成致命打击的事，后来更是因为不愿意和“右派”老婆划清界限，被免去了在南京食品工业学院院长的职务，来到昆明后一直赋闲。

　　而儿子的变化更加明显。刘德伟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天生聪颖，但在那个时代，因为家庭的缘故，学习再好也不能上大学，连考两次不中后，他宣布与父母脱离关系，但同样没有被录取。“我们之间有隔阂，我想他也许恨我这个母亲给他带来太多的磨难，这不怪他或者我，这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没有成为一个好母亲。”刘德伟说。

　　“文革”开始后，向景云和刘德伟双双被打倒，“我吃了很多的苦，主要原因是我硬气，不愿意说违心的话，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我的肋骨被打断了三根，但最难熬的不是身体的苦痛，是伴随着肉体痛苦的人格侮辱，一个人连自己的尊严都没有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刘德伟想到了寻死，她吞过锋利的碎玻璃，还有一次吞下了瓶塞和碎锯条，甚至还曾在街上故意跌在一辆飞驰的小轿车前。

　　“但很奇怪，这些一点都没有伤害到我，这让我很迷惘，难道我生命的前面还有什么在等待着非要我活下去吗？”刘德伟回忆说。

　　风暴开始的时候，刘德伟47岁，而当一切都结束时，刘德伟已经67岁了，人生中最宝贵的20年就这样浪费了。她的丈夫向景云是中国第一代获得农业土地资源利用专业博士学位的学者，此后又成为美国荣誉学者学院中惟一的中国人，但可悲的是，他的学术专业从来没有被运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

　　“上帝让我长寿”

　　1979年，刘德伟夫妇被昆明工学院聘请为英语教师，走上了阔别已久的工作岗位，此时他们早已超过了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刘奶奶”是学生们对刘德伟的称谓。8年后，她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讲堂，这一段执教生涯给了刘德伟极大的安慰。

　　此后，向景云便加快完成他的英文回忆录，他的人生经历和对中国的观察尽收其中。1993年6月，向景云很快活地从小屋子里钻出来说，“我一生快活的事情都写完了。”

　　“我问他，那你不快活的那一段怎么办，他说他没有精力了。我看他的腿，已经严重浮肿了，催促他去住院，住院三天后他就去世了。”刘德伟回忆说。这本书原本是应加拿大一所大学邀请而写的，后来在美国成为许多学校社会学系的指定读物，后面的几章由刘德伟增补完成。

　　“景云去世后，我开始思考，上帝给我长寿，必有使命要我完成。”在美国的女儿那里住了几年后，刘德伟又返回了昆明，于1999年组建了“崇爱教育基金会”。“我们所做很少，到现在只能帮助80多个孩子。”刘德伟说。

　　现在，刘德伟正在整理和修订自己的回忆录《珍珠的故事》。在接收《时代人物周报》采访时，她再次提到了身为早期同盟会成员的母亲：“我的母亲活了93岁，1976年去世，我现在已经94岁了。我想以国家现在的发展速度，再过几十年，把贪污和农村贫困问题解决了，我母亲他们所梦想和为之奋斗的时代也就实现了。”-本报记者 李梓 发自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