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给中国“把脉”“中美之间的这个对话，是中方提出来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金灿荣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个意向可以追溯到去年11月20日。当时，胡锦涛主席在智利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会见了美国总统布什，提到了发展中美关系的几点要求，其中就包括“加强两国战略对话”。5月8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理查德·鲍彻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中国和美国同意定期举行高级别对话，讨论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诸多议题。“我们要承认中国在亚洲和全球事物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们必须
经常和中国讨论全球事务。”鲍彻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袁鹏研究员特别提醒记者，美国政府官员不是用“战略性对话”来描述中美高层会晤，而是用了“全球对话”。“这体现了美国的顾虑，因为美国认为，‘战略’、‘安全’这些词语是盟友之间才谈的，担心用这些词会引起盟国、尤其是日本的不满。”华盛顿的犹豫和“改名”显示出了美国目前对中国崛起的“不知所措”。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哈里·哈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在美国不管是智库还是政府都持有这样的看法，即在“9·11事件”过后的三年时间里，美国忽视了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如果说几年前美国还在讨论中国正在崛起，那现在的共识是，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事实了，但面对一个崛起了的中国，美国还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袁鹏则进一步指出：“通过直接的交流渠道,可以更好地把握。美国当然希望,通过交流能更好地把握中国对重大问题的态度和方向,以确认中方是否在既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内发展,而非挑战和改变它。”中国：为了“增信释疑”克林顿时期的白宫亚洲政策资深主任李侃如注意到，美国总统布什在对媒体评价目前的中美关系时，用了“错综复杂”一词来形容，这和前一阵子的“坦诚和建设性”相比，显然不那么正面。美国国务卿赖斯6月5日的表态同样体现出华盛顿日益严峻的目光。当天,有记者问她,前国务卿鲍威尔曾说美中关系处在有史以来的最佳状态,但最近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又重炮轰击中国扩大军备,是不是现在美中关系已不在最佳状态了？赖斯回答说，他们两人的话都对。美中关系的确已经改善到过去以来最好的情况，但中国不断扩充军备，也的确让我们所有人感到忧心。
从推迟发表《中国军力报告》，到向欧盟施压推迟解禁对华军售，美国表现出了明显的“戒备”态势。金灿荣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外交上主动性增强，军事现代化引起美国战略戒备增强。可以这么说，“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已经尘埃泛起。制造“中国威胁论”，表面看是出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实质还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快速发展，一直让美国感到不自在。尤其是在美国忙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反恐战争的4年里，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迅速提高，在国际舞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都“威胁”到了美国世界超级霸主的地位。相信吗，被再次推迟发布的美国国防部《中国军力报告》，居然是一个“三无产品”：一无实地调查，二无第一手资料，三无客观证据，通篇都是依靠所谓的臆测和推断。难怪连美国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都认为它在“肆意猜测”中国军费开支，比兰德公司调查得出的数字高出了71％。这也是上个月这份报告被白宫打回去重新修正的原因之一。美国需要一个战略对手。尽管冷战已经结束很多年了，但冷战的思维依然存在。随着前苏联解体，苏联这个强大的对手没有了，那么，谁会是下一个对手呢？崛起的中国，便成为美国未来的头号假想敌。为了“塑造”这样一个对手，按照过去的做法，就必须提供出一系列的判断，包括中国的军费开支、武器装备、常备军力等等，从而得出中国已经“威胁”到地区和世界安全这样一个结论。“过去，美国对中国的指责是人权、政治不透明，后来是中国的能源威胁，现在他们的攻击重点是中国军力发展过快。延期出台的《中国军力报告》很可能就有对中国军力夸大的内容。”其实，早在中国方面提出这个建议时，中方就注意到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这是中国提出战略对话的主要考虑之一。”金灿荣说。中美之间其实已经有一些沟通的渠道，比如首脑热线、防务对话等，但袁鹏认为，这些还不够，因为这些渠道交流的只是功能性的问题，没有能够“释疑”。如今的高层对话机制可以在相互关注和猜忌的领域“增信释疑”，减少战略误判。当记者进一步要求他给出一个具体的例子时，袁鹏说，“比如，中国是否有把美国挤出亚太地区的意图，这个可以向美方说明直接解释，中国完全没有这个打算，既没有这样的动机，也没有这样的能力。这样可以减少美国的战略防范。”6月7日，尼克松研究中心中国研究所主任戴维·兰普顿教授在南昌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时说，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对外政策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国如何消除邻国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和恐惧。显然，即将到来的中美高层对话就是一个中国向美国“释疑”的平台。高层谈些什么杨洁篪10日在华盛顿表示，中美之间的高层交流涉及的议题十分广泛，但具体的细节他没有说明。“消除相互的战略疑虑、建立战略互信是对话的目的,办法是相互透明,就双方所关心的问题解释各自的战略意图。凡是双方关心的问题，都要解释，所以议题非常广泛，但有些可以预料。”金灿荣表示。袁鹏则认为，双方最猜忌什么，什么就是议题。其中，美国的关注点可能包括，中国是否试图把美国挤出亚太、中国的拉美战略等。亚太地区会是美国关注的重点。这几年中国和东盟的关系突飞猛进，东亚共同体也得到发展，美国希望中国承认它既是全球大国，又是亚太地区大国，希望中国既要考虑美国的全球利益，还要顾及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说穿了，美国是既要当局长又要当处长。”袁鹏说。中国的关注点也很多，比如台湾问题上美国长期的战略意图、美日同盟、美国在中东和中亚的军事存在等。其中，中国的最大疑虑是———美国是否在封堵中国的崛起，还是欢迎，抑或是有限欢迎。目前美国从反恐战略改为在全球推进民主自由，这里的意图是什么，中方也会想知道。
通过直接对话，双方都想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但两个议题肯定是最先谈的，即朝核问题和台湾问题，前者是美国第一位关切的，后者是中国最为关切的。重要的是，“这两个都是可能擦枪走火的地方。”袁鹏说。但他也表示，第一次会谈不太可能放开谈，因为是一个相互摸底的过程，重要的是开个好头，让它能继续下去。美国科尔比学院著名政治学教授、目前作为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在北京任教的卡尔文·麦肯泽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大国关系中，“信任”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元素。国家之间总是相互保持一种怀疑感，因为每个国家都是自我利益居上。与其说“信任”，不如说中美之间正在发展一种可预知的、稳定的、并且建立在双方协商分歧基础上的关系。
“双方都意识到，作为大国，他们有责任和义务向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表明，相互尊重的协商是实现和平和进步的最佳路径。”麦肯泽说。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
作者：吴健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