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
不知道屈原又怎样？这是长平先生发表在6月20日《新京报》的评论文章的题目。鉴于媒体报道南京某中学一班三十多个学生中只有三个人称“知道屈原”，且分别将屈子说成是歌手、医生和发明粽子的厨师一事，长平先生认为，“有兴趣的人，应该有渠道知道得更多；没有兴趣的人，应该被允许不知道。”
不知道屈原又怎样？可我总以为，不知道屈原，未见得是一件十分光彩的事情。就知识而言，知道得多一点，总比什么都不知道要好些。就民族文化而言，如果一个中学班级里只有三个人“知道屈原”，到底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当屈原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被丢弃之时，与其说，不知道屈原又怎样、不知道岳飞又怎样，倒不如说，一点国学知识都没有又怎样？新近因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引发了关于是否有必要振兴国学的种种争论。长平先生的论调，怎么看都是对这一争论的延续。只是长平先生对于国学的反感与抛弃，比之当时对弘扬国学持异见的论者，显得更为决绝罢了。“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这个世界有许多东西，是不能轻易说不的，也是不能轻易抛弃的，比如良知，道义，公序良俗，等等。因为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烙印。彻底摆脱国学传统，俨然是一种革命的姿态，但即使是人类历史上最革命的人，也从来不会把刀子挥向本民族传统历史中一些最优秀的精神。
所以，我还是认为知道一点屈原的好，认为学习一点国学的好。如果我们能够抛开“不知道屈原又怎样？”这样的非理性表达，而能够进行一下“不知道屈原（国学）会怎样？”的理性反思，我以为我们就能够对历史及未来都有一个负责任的心态。那么，遗弃了国学会怎样？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5月26日《南方周末》撰文指出：当我们的青少年对好莱坞大片趋之若鹜但却不知道屈原、司马迁为何许人，那么，我们可以断言，我们的文化教育出现了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危机，是民族振兴、国家崛起过程中必须加以正视并克服的障碍与挑战。
纪先生的说法是否有些高蹈之处，姑且不论。我只知道，在一个有着久远历史的国度，假如割裂了传统，没有了先人，我们将显得何等孤独而单薄？笔者生活在屈原投江的湖南，在今年端午之日，一位我所尊敬的老师写信给我，说“屈子可在天地间”。乍读的那一刻，我感到了久远、神圣与敬畏。是的，不论怎样，他们都会在天地间，这是不容回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