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记忆：一个人的抗日纪念馆(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21日09:08 沈阳今报

　　杨守义和他的“抗战纪念馆”。姜猛／摄“儿啊，打鬼子咱家乡死了那么多人，他们都是英雄啊。这段历史千万不要被埋没了啊！”父亲杨景山去世那年，杨守义22岁。从此，一个普通农民的生命便融化进一个民族骨髓深处的记忆之中。

　　开原通向清河，一条喧闹的小马路缩短了村与村的距离。杨守义“抗日纪念馆”的招牌非常“醒目”，路边一辆机动三轮车的塑料遮雨棚上就写有这五个猩红反白的大字。

　　“我演讲，哪怕只有一个孩子感动、落泪，我就算对得起这些抗日先烈！”杨守义倔强的眼神放射出一种力量、一种不屈不挠的气节。他似乎向世人保证：只要我活着，那段义勇军的抗日历史就不会死去。

　　为了修建纪念馆，杨守义几乎耗尽了所有的财产。2001年夏，选好新馆地址的杨守义实在拿不出钱了。无奈之下，他瞒着老伴去卖血。卖血时，他隐瞒了真实的年龄。

　　历史不能忘却

　　60年，湮没了多少历史的记忆。

　　就在我们生存的这块土地上，因为日本侵略者的到来，屈辱、苦难、抗争……有多少志士毁家纾难、奋起抗日；有多少英雄抛头洒血、马革裹尸。

　　中华儿女面对强大的敌人无所畏惧，将血肉之躯投入无情的战争熔炉之中；慷慨赴义，与敌人血战到底，这是一种怎样的勇气！这是一种怎样的毅力！这是一种怎样的担当！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苦难史，也是一部民族抗争史，更是一部值得我们为之骄傲的胜利史。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迭遭变乱，深创巨痛，但抗战改写了世界对中国的印象，中国人民以其坚忍的抵抗，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沧海桑田。时间一点一滴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同时也在一层一层地埋没人们关于痛苦的记忆。

　　不，不行，这段历史不能忘却！如果您经历了抗战这段历史；如果您见证了侵略者的残忍；如果您品尝了胜利的喜悦，我们需要您的回忆，需要您的讲述，让年轻人铭记，让历史铭记。讲述电话：024—22844888执著

　　为了不让这段历史被埋没初夏的一场夜雨打湿了杨守义脚下的土地。2005年6月9日8时30分，开原市八棵树镇下窝棚村杨家院内，65岁的杨守义呆呆地望着裹在自家塑料窗布里的雨水“滴答”、“滴答”地落在地上。

　　这天地间的钟摆恍惚间把他从四五岁的孩童一下子变成了鬓角斑白的老人。“60年啊，变化真是太大了。你能记得十年前的今天在干啥吗？”面对记者，杨老汉心有所思地喃喃自语。

　　“儿啊，打日本鬼子咱家乡死了那么多人，他们都是英雄啊。这段历史千万不要被埋没了啊！”父亲杨景山去世那年，杨守义22岁。从此，一个普通农民的生命便融化进一个民族骨髓深处的记忆之中。

　　开原通向清河，一条喧闹的小马路缩短了村与村的距离。杨守义“抗日纪念馆”的招牌非常“醒目”，路边一辆机动三轮车的塑料遮雨棚上就写有这五个猩红反白的大字。

　　“算是宣传广告吧。再有，我走到哪，只要客人愿意听，我都给他们讲这段抗日历史。”三年前，杨守义求人拼装了这辆车，原本是想做宣传车，如今却成为了营生的饭碗。

　　当记者看见这辆“流动”纪念馆时，也很快看见了它的家，下窝棚村最破旧的两间砖瓦房、全村惟一还没有玻璃门窗的农户人家。

　　由于塑料布的透明度很差，杨家屋里的光线大打了折扣，即使这样，杨守义家徒四壁的贫穷还是一目了然：凹凸不平的泥地面；厨房里两根木棍吃力地支撑着已经弯曲的顶梁柱；没有粉刷过的土墙壁黑黢黢的；剥落油漆的炕柜近乎赤裸地暴露着已经露出棉絮的被褥……

　　“没有他这么穷折腾法，日子应该还过得去。”面对采访，杨守义老伴本能地牢骚起来，“什么抗日纪念馆，这是你一个老农民能干成的事啊！”杨守义讪笑几声，很快就把记者领向房后的纪念馆。“别看老婆子这么说，关键时刻就她能理解我。哎，我对不起她啊。”

　　宽4米、长24米，纪念馆的规模还算不小。馆长兼做讲解员的杨守义打开馆门从里面取出馆牌隆重地挂在外面，“这些天总下雨，加上没人来参观，我怕把它浇锈了，所以只能藏起来了。”

　　从西屋到门厅再到东屋，纪念馆完全由20多块人工绘画的人物肖像图及场景图组成，如果杨守义按照顺序进行讲解，这些图画可以还原成一本按页序拆开陈放的、放大若干倍的连环画。正是这些线条粗糙的图片展示了辽北抗日义勇军的将领形象，再现了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

　　西屋的开篇是一张青年军官栾法章的肖像图，正是他领导了这支义勇军英勇抗日。接下来的图片描述了义勇军如何招募壮大、如何打了第一场胜仗等等。

　　“后代永不忘九一八”，墙角处，一块褐色的山石板重重地刻画着中华民族的警世之言。门厅里，最醒目的陈列是一面略显褪色的红旗：“抗日义勇军第五路军”。

　　原旗被打烂了，这是杨守义后来求人制作的复制品。即使是复制的，它依然令观者肃然起敬。

　　相比之下，东屋的图片要悲壮许多，一副写给抗日英雄白氏父子的挽联是对先烈们最好的注脚：生国报国舍生只为救国；姓白心白至死倒也清白。“英雄们为家乡父老不受日本人的奴役，牺牲了生命。我们做后人的应该记住他们。其实，我只算尽了些微薄之力，馆里的现状和我预想的要差很多。”杨守义所言的“微薄之力”，是他倾尽所能才达到的。.......惨烈

　　22个护旗手战死了17个“还我河山、还我中华、抗日到底！”每当杨守义默念当年栾法章的豪言壮语时，都能感觉到体内的热血在奔腾，眼前浮现出一幕幕血色的枪林弹雨，耳边鸣响着雄壮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栾法章祖籍开原新边栾家街人，1932年5月，即“九一八”事变8个月后，作为东北军军官的栾法章，受东北抗日救国会的委托，从关内回到家乡开原组织抗日武装，树起了“抗日救国第五路军”的大旗。

　　发小同学的杨景山至此追随其左右。与栾法章有亲属关系的白子峰虽时任当地伪军副团长，但早有抗日之心，受到栾的感召后于当年秋天，把570亩田地分给佃农，率其子白朴珍、其侄白朴林投奔义旗之下。

　　很快，开原东部的“大刀会”、“黄旗会”等义勇军就都团结在栾法章周围。当年8月，栾法章的队伍已陆续壮大到3800多人，下设三个旅，栾任司令，白子峰为副司令，白朴林为参谋长。

　　第五军驻扎在开原、西丰和清原边界，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顽强的斗争。从1932年10月至1933年秋，义勇军先后打响了夜袭貂皮屯、攻占开原站、突袭八棵树等战役，击毙日伪军近百人，并缴获一批枪支。

　　面对声势日渐浩大的义勇军，日寇精心策划了“七县会剿计划”，白朴林不幸在沈阳被捕，凶残的日军竟把这位年轻将领扔进了狼狗圈中，活活将其咬死。随后，白朴珍也被捕遇害。1933年9月21日，白子峰因叛徒出卖被逮捕。

　　日寇以高官厚禄诱惑他投降，白高声痛骂：“我儿子、侄子都为打你们这些豺狼牺牲了，我这条老命算什么！”日寇动用了十几种酷刑，白子峰依然威武不屈，最后被残忍的日本法西斯活埋致死。

　　由于日寇的疯狂迫害，栾法章的义勇军由原来的3800人锐减至700人；1934年初，“鹅沟战役”后剩下200人；“兵剌山战役”后仅存41人，战事空前惨烈。

　　“最后一仗太惨了，22个护旗手竟战死了17人。但义勇军第五路军的大旗一直没有倒下，尽管红旗被枪弹打得稀巴烂。”杨守义悲壮的眼神放射出东北人不屈的精神。

　　失败后，栾法章将队伍化整为零，仍然展开小规模的游击战。当年3月，在东丰县杨木林村西山，栾法章宣布义勇军第五路军解散，杨景山也改名杨青山，隐居在八棵树官粮窑村……7777777 控诉

　　狼狗队每天要吃俩活人“历史能育后人，为祖国多出栋梁。”杨守义认为，每一个民族都要尊重历史事实，没有历史感的国民做人没有根基。“日本政府现在竟然还参拜靖国神社，那里供的可都是战犯啊，里面的哪一个牌位没沾染过我们中国人的鲜血！”

　　杨守义向记者表示，如果有机会，他一定会到国际法庭去控诉日本法西斯的侵华罪行，他收集到的日军侵华罪证简直是罄竹难书。“父亲活着的时候，每次给我讲日寇对家乡父老的迫害都是含着眼泪的，到最后牙根都咬出了血。”

　　据杨守义描述，就在栾法章的义勇军宣布解散的当天，他们将剩余的枪支以及两名伤员藏匿在西丰县凉泉乡一鹅姓男子家中。日寇地毯式的搜索最后终于将疑点落在了鹅家，他们放火烧掉了茅屋，发现了枪支。

　　恼羞成怒的法西斯们把灶台的大锅撤掉，搭起铁架，把两名伤员以及男主人架在火上，活活烤死。

　　为了镇压乡亲们的抗日情绪，日寇对开原一带百姓施以惨无人道的暴行。杨景山亲眼目睹了日本法西斯将中国人扔进狼狗圈中的情景。

　　“数十条大狼狗一起扑上去，没三分钟的工夫，活生生的一个人被撕得血肉模糊、支离破碎。”当时，这个狼狗队每天至少要吃掉两个活人。

　　令人发指的是，两个日本兵在街道上发现一中国孕妇，当即打赌孕妇所怀是男是女。最后为了验证结果，这两个禽兽士兵居然当众对孕妇开膛破肚，取出未发育全的婴孩鉴定性别，导致孕妇当场死亡。

　　暴行不止于此。日寇将“731”部队的实验基地之一设在了开原县。上世纪30年代末，当地莫名地泛滥起鼠疫，瘟疫肆虐时，几乎一村挨着一村地死人。

　　“据我父亲说，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家家都遭遇着灭门之灾，壮年男子也不能幸免。一家的女儿将最后死去的父亲刚拖到街上，就紧接着倒下去了，再也没有起来。”

　　杨守义眼含热泪说，“日本鬼子太坏了，就在他们战败撤退前也不忘迫害我们中国人。八棵树地区50多岁的哑巴特别多，为什么？鬼子临走时在我们的饮水井里投了毒，几年以后，喝这些水长大的孩子没一个能说出话来。”“这些血债是每个中国人的耻辱啊，孩子，你要记住啊！”杨景山告诉年少的小守义：只有国家强大了，她的人民才不会成为亡国奴。幼年时的杨守义渐渐明白一个道理：所有中国人都应该以那段国耻的历史为诫，应该时时鞭策自己，为国家的富强而努力。

　　无悔

　　三次卖血建抗日纪念馆当杨守义猛然发觉，人们开始从里到外地淡忘历史时，他痛惜自己该做的事情始终没有做。

　　早在杨守义年少的时候，他就经常一个人到村头的小山坡上去祭奠先烈们的英灵，那里有村民们为白家父子修建的英雄观（比庙小些的圆形建筑）。

　　但在文革后期，这一为抗日英雄立下的“无字碑”却被当作“四旧”，无情地拆毁了。面对这种情景，联想父亲的临终遗言，杨守义暗自发誓：一定要建一个人人都能知道先烈事迹的纪念场所。

　　然而，真正让他觉得物质条件已经成熟时，已是斗转星移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包产到户若干年后，不再为吃饭犯愁的杨守义建纪念馆的念头依然受阻于一大瓶颈：栾法章屈死时的历史罪名。

　　为此，杨守义四处打探栾的平反信息，甚至背着家人找到了北京的相关部门和栾的后人。1985年，春回大地。一纸公文让杨守义热泪盈眶，北京市公安局就栾法章问题，做出了最终的复查结论，枉死的民族英雄沉冤得雪。

　　杨守义建馆的前期工作就是收集史实资料，而这对于一个农忙偷闲的老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个浩繁的工程。

　　他按照父亲杨景山在他头脑里绘制的记忆图，先是从附近的村落开始寻访，然后再根据得到的线索扩大寻访范围。几年时间，杨守义仅在外地寻访到的80岁以上的知情者就达300多人；所到之地包括抚顺、沈阳、锦州、长春、梅河口、北京等等；他积攒的车票足足装满几个厚厚的信封。

　　90高龄的王国志是义勇军第五路军的护旗手，为了寻访这位当年绰号“小金龙”的英雄，杨守义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开原、梅河口两地十几次。

　　这是披星戴月的旅程：天蒙蒙亮的时候，杨守义从家出发；中午时分抵达驿站草市，在这吃午饭，稍作休歇；下午4点左右，终于骑到目的地———梅河口。聊到天黑，近晚上7点半左右，辞别老人返程；赶到草市时，已是午夜时分，杨守义只能借宿在当地的农民家中……

　　“唐僧取经走了十万八千里，我这算什么啊。”用杨守义的话说，他取“真经”的行为有一点与三藏和尚相似，那就是“历经磨难”。

　　收集资料如此之难，建馆的过程亦然。

　　为了修建纪念馆，杨守义几乎耗尽了所有的财产。2001年夏，选好新馆地址的杨守义实在拿不出钱了。无奈之下，杨守义瞒着老伴去卖血。卖血时，他隐瞒了真实的年龄。

　　就这样，年愈花甲的杨老汉连续卖了3年血。“你知不知道你在玩命啊！”老伴事后心疼得直哭。1200元，杨守义的卖血钱全部换成了建馆所需的砖和瓦。

　　无奈

　　历史不能承受现实之重;>>>>;;;而这些钱也仅仅是杯水车薪。子女们知道老父亲的痴行后，坚决地断了他的卖血之路。无奈，杨老汉只好忍痛卖掉了家里的毛驴，并把12亩地租了出去。

　　2003年9月，凝聚杨守义心血的抗日纪念馆落成了。然而，不到一个月，纪念馆突然收到拆迁的通知。当凝重的历史完全由一个普通农民去背负，这到底有多难？20年来，杨守义一直艰难地寻找着答案。

　　“杨守义你净‘作’，建个纪念馆子瞎胡扯！”下窝棚村的这句顺口溜表达了当时村民对他的不理解。在大多数村民眼里，杨守义“作”了四次———

　　1995年，他的第一个纪念馆设在了八棵树镇老年人活动室里，因为有些“不伦不类”，无奈撤展。

　　撤出后，他用三年燕子衔泥似的方式，在自家后院垒起了两间砖瓦房。1998年4月，纪念馆第二次落成。5年间，馆藏资料曾在各个小学搞过巡展，杨守义也多次免费演讲，小学生们反响热烈。

　　出于参观方便的目的，杨老汉决定选交通便利的地方建一所规模大些的纪念馆。他相中了距家5公里远、临路的一个空场。拿到允许建房的批件，并得到开原市民政局“同意杨守义自筹资金建馆”的批示后，新的抗日纪念馆开始建设，并于不久后落成。2003年9月，当地执法人员以非法占地的名义予以拆除。

　　2004年开春，杨守义重整旗鼓，把被拆掉的砖瓦拉回了自家后院，愚公移山式地独自建房。“作为农民不好好种地过日子，在我们这就是不着调，就会被人耻笑。但大家伙也应想想，今天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对于误解，杨守义痛心疾首。

　　拯救特定历史在民间的记忆，杨守义仿佛面临着只属于他一个人的“战争”。这是场没有硝烟，但却是直指人心的“战争”。“我演讲，哪怕只有一个孩子感动、落泪，我就算对得起这些抗日先烈！”杨守义倔强的眼神放射出一种力量、一种不屈不挠的气节。他似乎向世人保证：只要我活着，那段义勇军的抗日历史就不会死去。

　　杨守义，一部来自民间、会说话的历史。

　　史料链接英雄冤死昭雪有时

　　栾法章，原名栾乐山，祖籍辽宁省开原县，1910年生人。义勇军失败后，追随傅作义，曾任国民党28军副军长、代理副司令等高级职务，对和平解放北京做出贡献。

　　1949年4月，栾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51年8月22日，因“历史问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判处死刑。后经多年复查，1985年2月9日，北京市公安局为其昭雪：栾法章系原国民党起义将领，其被判死刑是错误的，属于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