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为重庆十一五规划支招

　　2005年6月21日上午,重庆世纪金源酒店三楼的宴会厅，上千个位子早早地坐满了人，除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士之外，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常务副市长黄奇帆也坐在了听众席上，为的是聆听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为重庆讲述新型工业化理论,为重庆的“十一五”规划支招。

　　吴老一出现在宴会厅的门口，全场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年过七旬的他头发已经花白

，脸上带着“吴敬琏式” 和蔼可亲的笑，虽然是带病而来，但是看起来还是仍然很有精神。

　　吴敬琏谦逊地说：“我不太了解重庆的情况，只能讲讲我拿手的东西。” 在一个小时的演讲中，他系统地讲解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误区、困难以及解决办法。

　　吴敬琏指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最大障碍就是原来老工业化留下的体制问题。”

　　吴敬琏说：“旧体制的遗产导致旧工业化时代的复归，抑制这种复归，只有靠改革才能实现。”

　　新型工业化的误区

　　自2000年以后，“工业化的后期，即新型工业化就是重化工业”这一观念就左右着决策者的意识，很多省、地区，例如深圳、河北等，在“十一五”规划中便以此为主导思想，认为在后一阶段，重化工业将是发展的重点。

　　对此，吴敬琏声称：“我是反对派。”

　　十五届五中全会，中央在提出“十五”规划建议的时候，就曾经提过，要有新的增长模式，十六大也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经济增长的方式应该从靠投资转变到靠效率的增长。

　　但是，吴敬琏认为，21世纪以来，不仅没有解决新增长模式问题，而且，老的增长方式还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对于这种重化工业投资热，有学者找到了一个“霍夫曼定理”，来为其做理论论据来证明重化工业是工业发展的必经阶段，符合客观规律。

　　“霍夫曼在1931年是说过这样的话，但这只是根据西方特点作出的预言，并不是什么定理，而且无论是从历史现实还是从发展经济学理论上讲，都没有这回事。”吴敬琏说：“类似的理论列宁、斯大林都曾经提出过，只不过中国吃了苏联模式的亏，现在不好提苏联，只好找出了霍夫曼。”

　　产业革命的特点是机器代替人工劳动，在这种趋势下，就必须生产机器，也必须生产生产机器的机器，所以工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重工业的发展。

　　这种发展在产业革命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有其合理性，但这种发展有其致命的弱点。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中如此论述：“不变资本比重越来越大，平均利润率就会不断降低，竞争就会激化，进而产生垄断；可变成本减少，劳动岗位减少，失业者增加，工人工资下降。”

　　“进入现代以后，经济增长并没有出现马克思预言的那样，是不是马克思预言错误了呢？”吴敬琏反问听众，但随即又说：“不是，是因为现代经济的增长模式变了，不是靠投资拉动，而是靠效率提高。”

　　工业的增长模式必须转变，这是经济学家普遍认同的，那么现行工业国家如何实现效率？吴敬琏认为，新型工业化的核心是对效率的提高。

　　服务业的工业化是条新路

　　既然重化工业不是新型工业化的方向，那么新型工业化该走什么路呢？答案是IT业、服务业、和信息产业。

　　在吴敬琏认为，服务业不仅可以超过工业，而且可以改造工业。

　　在台湾前1000个服务业企业中，不仅有交通运输企业的存在，而且宏基也赫然列于其中。我们通常认为的电脑企业，是硬件生产厂家，应该归为制造业。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电脑厂家应该属于以提供软件服务为主的服务性产业，这是台湾把宏基归于服务业的原因。

　　吴敬琏说：“新型工业化应该表现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一体化，应该把后期的工业化叫做服务业的工业化。”

　　什么时候服务业可以超过工业？20世纪之交，世界发达国家纷纷进入工业化后期，第一梯队的美欧，第二梯队的日本，第三、四梯队的韩国等国家，在进入后工业时代的同时，服务业均超过了工业。

　　香港利丰集团主席冯国经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从原料到消费，整个产品的价值，1/4由制造业产生，3/4是在流通中产生。”

　　制造业的1/4的成本是很难控制的，所以要想降低成本必须从流通中的3/4(被称之为“软三元”)来着手，即降低产品的交易成本，而作这个降低的过程，服务业将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其次，新型工业化还应该发展基于科学的IT产业。科技是效率提高的源泉，大力发展IT产业，不仅可以降低资源消耗，而且其高附加值，也会解决旧工业化平均利润率降低的困境。

　　“服务业与IT产业的结合，就是信息产业”吴敬琏说：“我是很佩服化为等企业的，他们不仅在国内做得好，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也占有一席之地。”所以21世纪的信息化，信息产业是主导。

　　新型工业化的困境

　　建国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的积累，1978年—2002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3%，而TFP(资本、人力、技术)各自的贡献率分别是59%、9%、32%。

　　“我认为这个估计是偏高的”吴敬琏说。曾经还有经济学家认为，技术的贡献率应该是零。

　　在经济发展中，美、德、法、印等国，GDP用于投资的在10%-20%之间，而中国为59%。

　　解放初期的旧工业化道路，重复苏联模式，是行不通的。1996年-2000年的“九五”计划就开始提出实现增长方式应该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直到十六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中国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这种转变。

　　“所有的努力都有个缺点，我们都看重改变的后果，而没有看到改变的原因。”吴敬琏说：“旧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这就很容易把人带回去。”所以，新型工业化面临着四大困难。

　　首先，各级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权力很大，对市场的干预力度过大；其次，现有的政府政绩评定标准仍然是以GDP增长为首要标准，这样政府就会用手中的权力来强行配置资源，以达到GDP的增长；第三，现行的财税制度不合理，增值税是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而增值税是来自于产品的流转，这样财政收入直接与生产挂了钩，政府为了提高财政收入，就会去干预生产；第四，生产要素低价政策和无偿调拨体制，使劳动力、资金等成本太低，这就刺激了人们发展高投入的产业。

　　十五计划提出，在2001年到2005年，要以经济结构调整合优化为主线，但是谁出面来调整？没有说。

　　“在前工业化体制和政策环境下，许多政府官员把‘优化结构’理解为大量投入土地、信贷等，走重化工业路线，这是很错误的，”吴敬琏说：“应该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而不是全部都要搞重化工业。”

　　目前中国的现状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金紧俏、环境脆弱。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按照旧模式，靠大量投资支撑，过量投资靠银行贷款，必然会引起金融危机。

　　新型工业化之路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吴敬琏说：“我认为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应当把这个转变作为十一五规划制定的基本指导方针，深化体制改革，加快技术进步。”

　　在他认为，科技投入增加最为重要，并且应该对科学发现和技术应用激励机制要进行制度化，要让搞科研的得到实在的利益。

　　其次是教育体制改革，吴敬琏说，自己在南开中学读的两年书，终生受益。

　　并且，要鼓励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发展。鼓励和帮助制造业向高附加值和高盈利产业发展。

　　“但这些都是表面的，制度才是决定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是其它任何因素背后的主要因素。”吴敬琏说：“要真想发展，真想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必须做好体制改革。”

　　但是目前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改革已经涉及到了管理者的利益，特别是政府利益。

　　“要革自己的命，谈何容易啊！”吴敬琏感叹道。

　　在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提出：“2005年是改革年。”

　　在之后的全国政协会上，吴敬琏向温家宝总理说：“我认为，这里面还要加上两个字，是改革‘攻坚’年。”

　　果然，温家宝总理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2005年是改革攻坚年。”

　　改革不易，攻坚不易，而要将自己当作攻坚目标——尤其不易！信报记者 杨冰 /文 黄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