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时我正在读初二,四年后我幸运地搭上了高考的早班车。回味25年前的那一幕，个中滋味真是一言难尽。1980年“五·一”节刚过，我所在的中学3个毕业班开始分科，同学们根据各自的喜好和特长选择文理班开始冲刺迎考。我考入镇上的高中先是分在重点班，每次考试成绩都能排进前5位，但化学课是致命的软肋———读初中时化学老师因为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被停职检查，半年多无人接替，学业损失无法弥补。加上我喜爱舞文弄墨，初中时立下的志向是当记者或作家，所以，尽管理科班主任执意挽留，我还是毅然决

然选择了文科。这时，离高考仅有两个月的时间，我所拿到的历史、地理课本几乎还是崭新的。前景不容乐观，但我义无反顾，心想大不了来年复读再考。

　　当时，学校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条件艰苦。举例说吧，教地理课的老师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据说曾任国民党军队团职参谋，看上去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但是打成“右派”后，20多年的猪倌生涯将他的知识积累消耗殆尽，以至于上地理课时要么照本宣科，要么东拉西扯。他曾在课堂上煞有介事地说：南极和北极都很冷，冷到什么程度呢？撒尿时得拎根棍子！为什么？一边撒尿得一边敲打呵，不然就冻成冰棍了……我所在的文科班有20多个家在农村的住校男生，挤在一间四处漏风渗水的宿舍，里面没有床铺，身下垫的是稻草，跳蚤、蚊子多得可以成把抓；我们吃的半是米面半是山芋等，菜肴一成不变只有咸菜，早晨起来几乎人人泛胃酸，晚自习后一个个饿得腹中打鼓。好在我大姐嫁在学校附近，每月可以去打几次牙祭。离高考还有半个月的最后关头，我却因福得祸———在大姐家吃了不洁食物，拉肚子便血持续了七八天，送到医院时已严重脱水，住院又折腾了六七天。

　　7月5日，我拔下吊针出院进城赶考。俗话说：祸不单行。6日下午是规定的看考场时间。几百名考生挤在一所小学的院子里，熙来攘往，人头攒动。我病愈不久身体虚弱，个头又小，只好站在人群外面，歪着脖子从人缝中看墙壁上的考试安排。说来也巧，房顶上有位校工正在安装高音喇叭，失手将一块几斤重的磁铁从房脊上滚落下来，随着他的一声惊呼，我颓然倒地———磁铁擦着我的左耳轮结结实实地砸在肩胛上，若不是侧着头，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我痛得龇牙咧嘴几乎休克，被人七手八脚地抬送到县医院急诊室救治。事情惊动了县教委领导，我的班主任、校长和一些同学纷纷赶到医院，一边安排治疗、护理，一边与教委领导展开激烈的争论和艰苦的谈判……半夜时分我完全清醒过来，一打听无生命危险，就挣扎着从医院返回考生住处。第二天早晨我按时来到考场，头重脚轻地参加了应试。好在数学、语文是我的强项，虽然伤痛难忍，第一天的答题还算顺利。接下来的科目因为准备不足，加上身体不适，寝食不佳，情绪不高，除政治、英语考得还马马虎虎，历史、地理两门只好敷衍了事。

　　高考，就这么梦游般地结束了。我拎着几瓶免费的药酒，扒乘拖拉机赶了40多里地回到农村老家。考前我从家里要了几块钱，并没有告诉母亲去县城考试，所以她一见到我就一脸诧异地问：你这几天到哪儿去了？也不见你的人影子！我虚弱得一屁股瘫坐在被太阳烤得滚烫的石凳上，半天说不出话来……

　　班主任韩光斗先生在我受伤住院时曾安慰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高考揭榜，我果然榜上有名———全校一百多应届考生只有3人达线!我的考分略低于本科线，上大专绰绰有余。我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从此跃出了“农”门，难过的是与理想擦肩而过。老师们也为之惋惜。经过一番权衡，我决定先求饭碗，再寻理想，于是就选择了省政法干校公安中专班(省公安学院的前身)作为第一志愿。一个月后高考录取通知书送达，我阴差阳错弃文从武，成了一名文弱袖珍型的预备警察……

　　作者：我的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