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楼：一曲行走的铿锵“国歌”

　　特派记者李中良／文

　　核心提示

　　“找到王玉楼老人，一定要想着替我买些礼物，老人在农村的生活不容易。跟他比，我算是一个年轻的老人了。”

　　临行前，辽宁省党史专家、古稀之年的张一波再三叮嘱记者，“如果可能，尽量多录些音、拍些照片吧，这都是宝贵的历史资料啊。”

　　6月14日，记者踏上了寻访老义勇军战士王玉楼的旅程，并在一个大雨之日见到了这位老人。

　　王玉楼说，多少个日日夜夜过去了，他梦里总会有炮火弥漫、子弹纷飞，而儿子王国志也经常能听到老父亲的呓语：“杨司令———，我们还活着。”

　　在王玉楼模糊的潜意识里，“我”变成了“我们”，而杨靖宇将军也和他一样：活着。

　　沈阳到锦州，再到黑山，进入无梁殿镇，大雨滂沱，没有可行进的路通向此行的目的地张家村。

　　“给我多少钱也不敢走啊。别说不下雨，就是平常，坑坑洼洼的土道对车的磨损都太大了。”

　　无梁殿的出租车司机同样的价钱宁可跑70里地的黑山县城，也不愿跑20里的张家村。“你还是问问‘小凉快’（当地的机动三轮车）吧，这伙人是赚钱不要命的主。”这位司机善意地建议道。

　　一位三轮车夫告诉记者，平时到张家村也就5元钱，今天的情景说不好多少钱了。“你出个价，我们帮你找个手法最好的伙计。”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50元，当记者狠心敲定这个价钱时，壮实的李开林发动了轰鸣的马达。

　　车在风雨中缓慢行进，人在车内剧烈地颠簸。“别紧张，走不动的时候，我下去推，保证翻不了！”李喊着说，“我倒听说过王国志这个人，王玉楼没听说过。能在这么偏的农村活到93岁，真是个新鲜事！”

　　天公作美，行驶半个小时后，当地的雨明显小了许多。车停在村口，李陪着记者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王国志家。在一个宽阔的院落内，一位老人拄着木棍，低头走着。

　　“这天儿你们还来采访，受累了。”当王国志问清车价后，连连心疼得搓手。“我爹上次看病才花10元钱车费，你这真是太破费了。”“爹，人家采访你来了，是记者！”散步的老人停了下来，面容安详地望着来访者。

　　“他心里明镜着呢，问他眼巴前的事，可能不知道。但60年前的事全记着呢。”孝子王国志向来因父亲的健康而自豪，“我爹身体像20年前一样硬朗，耳不聋眼不花。”

　　走进王玉楼内心深处的记忆，一点也不艰难。老人的目光迟缓地聚焦着窗外的世界。顺着岁月的河流，王玉楼一字一句地回到了属于他的峥嵘岁月。

　　1932年，19岁的王玉楼家境贫寒。不堪日寇为害乡里，这个血性青年毅然加入了名为“老梯子”的乡团队伍，他们的首领是赫赫有名的高鹏振。

　　这支团员各个神勇的义勇军组织，从“九一八”事变后到1933年末，先后多次破袭日寇铁路运输线，日伪当局无奈下令，“不准在距县城3里、集镇2里、铁路两侧1里的地方种植高秆农作物。”

　　1933年4月初，杨靖宇部抗日联军急需武器增援。一封十万火急的密函送到高鹏振的手中，杨靖宇之所以向高鹏振求救有两个原因：一则，高部人马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二则，高的手下无论马术、枪法都高出一筹，王玉楼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高鹏振马上召开会议。会上，王自告奋勇、挺身而出，光荣地成为了这130名增援者中的一员。“日本鬼子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你们在东山里打鬼子，我们在辽西消灭日寇！”誓师会上，高鹏振的嘱托让王玉楼热血沸腾。

　　很快，王玉楼等增援者就与杨靖宇的大部队会合，他们被编入抗联各部，年轻的王玉楼成为了某部连长。

　　抗联在东山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王玉楼只要看到杨靖宇这个伟岸的黑大个，就觉得心里特别塌实。杨靖宇不朽的形象70年来一直是王玉楼仰望的灯塔。“在一次与日寇的遭遇战中，鬼子的一颗炮弹把我们全埋在了雪里。杨司令过了一会从雪里露出脑袋，朝我们的方向急迫地小声喊，‘大伙怎样？有人受伤没？’我吐出嘴里的雪、泥，也小声喊，‘杨司令———，我还活着呢！’过一会，大家都露出脑袋，笑了。”

　　用王玉楼现在的话说，“在大山里躲躲藏藏，最难的就是找吃的。”当时的抗联战士吃的多是山菜、木耳、蘑菇、松子、山猫、野兔，甚至是黑熊肉。

　　令王玉楼心疼的是，刚到驻地就接到命令：为了解决长期在大山里斗争所需食品的问题，把坐骑全部杀掉。“就像砍下自己的两条腿一样，心疼啊！没办法，总部让我们把马肉晒成干预备过冬时候食用。我们还每人预备两张狍子皮，在林中睡觉时打铺用。夏天渴了喝泉水，冬天渴了喝雪水，和电影演的一样。”

　　在艰苦的战争岁月，最让王玉楼兴奋的事就是接到打鬼子的命令。“一说下山打鬼子，大家伙都来了神，都合计着怎么拼命地与鬼子干。那时，死和找不到松子是一样的感受。”

　　1934初，王玉楼的部下打探到，山下日本人抢来了不少粮食。汇报上级后，王玉楼和他的战友出发了。他们刚到二道沟就和“红袖头队”（伪靖安军）打了起来。最后，子弹、手榴弹全打光了，敌人增援的人马却潮涌般赶来了。

　　因敌众我寡，王玉楼的战友们战死沙场，而王和其余几人被俘。“我先被关押在哈尔滨，后来又转到新京（长春）。伪满法庭判我们是反满叛徒罪，判我20年的徒刑。”与王玉楼关押在一起的还有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委书记的胡景新。“鬼子一直严刑拷打我们，让我们说出抗联的根据地在哪。我当时想尽一切办法骗他们，心想打死我也不能暴露战友的行踪。”机警的王玉楼报了一个叫“李文”的假名，为此，法警特意到黑山县取证，结果查无此人。

　　气急败坏的日寇想尽了一切狠毒的酷刑逼供，王玉楼滚过钉板，呛过辣椒水，被灌过洋油。“浑身被打的全是血，脑袋被灌得足有洗脸盆那么大。我连死都不怕，还怕受这些刑吗？”几十年前的话，王老现在说出来同样坚定。

　　王玉楼的狱中磨难与抗争整整持续了11年。他的右手拇指至今仍严重扭曲变形着；掀开衣襟，一处处滚钉板留下的伤疤，依然清晰可见。

　　厄运直至1945年“八·一五”才告结束。

　　如今，王玉楼手中只有一方小红皮的荣誉证书，而只有它能认定老人漫长的抗日历史。“王玉楼同志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参加抗日义勇军，是抗战十四年的战斗英雄。”这是辽宁省“九·一八”战争研究会于2002年12月20日颁发给老人的。

　　寻找

　　活在岁月般遥远的乡村

　　追思

　　“杨司令，我们还活着！”

　　被捕

　　11年的磨难与抗争

　　无名

　　活着，只为了记忆

　　时空交错，很多反差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把人的一生压缩成一天中的24小时，那么93岁的王玉楼在他14年的抗日生涯里走完了相当于20个小时的人生里程；1945年后的这60年仅相当于不到4小时的生命长度。引申老人的话，他之所以还活着，只为了那无法磨灭的记忆。

　　抗战胜利后，王玉楼回到老家务农。在一个可能改变命运的机遇面前，他却选择了放弃。解放后，已任高官的狱友胡景新写信给王玉楼，介绍他到政府机关去工作。

　　“我是个不识字的农民，那样的工作不适合我。”王玉楼至今也没有为当时的选择而后悔。从此，他在这个闭塞的小乡村默默无闻地生活了半个多世纪。

　　因交通不畅，无梁殿地区的生活水平很低。50元，对于李开林是一个骄傲的数字：在当地三轮车夫里，这是单笔生意的最高纪录；50元，也恰巧是王玉楼老人绰绰有余的月生活费；而50元，在沈阳高级酒店里，买不下一只新鲜的龙虾。“人活着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前几年，王玉楼还告诫王国志，“不要以我的名义向政府要一分钱！”

　　老人在83岁的时候还扛着锄头下地干农活，即使今天也是闲时拔拔前后院的杂草。“我没有什么长寿秘诀。健康无非是劳动加运动。”据记者了解，老人常年保持着每天二两酒、小葱蘸大酱的饮食习惯。

　　2005年6月15日，黑山县民政局于春生副局长向记者表示，从当月起将为王玉楼老人发放每月150元的生活补助金。150元，这是王国志为此曾望眼欲穿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