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杰
在《费多》篇———柏拉图这部独一无二的著作中，苏格拉底死了。只是从容就死以前，苏格拉底仍像往常一样与弟子对话。也许唯一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对话的主题乃是死亡，而以往苏格拉底却总是问：人应该怎样活着？如果愿意再续上一笔，我们也许还可以说，以往的对话总是无功而返，这一次，苏格拉底却似乎要给出一个答案了。总之，这次对话
显得如此与众不同，以至于我们不能不怀疑柏拉图是否有所讽喻。如果我们记得苏格拉底在《宴饮》中谈到，对哲学的爱代表了最高程度的爱，而《费多》却轻描淡写地把哲学归结为学习死亡，我们就更会禁不住的扪心自问：我们热爱哲学，可是我们真的热爱死亡吗？
并非如此。这是《死，而后生：死亡现象学视阈中的生存伦理》作者给出的一个回答。但正因并非如此，死亡之学才可以给出一部伦理学，因为，死，而后生，这是一部死亡现象学视阈中的生存伦理。
苏格拉底会赞成作者的结论吗？我们还不知晓。然而，我们的确知道，现象学家并不会把苏格拉底引为同道。至少从表面上看来，苏格拉底的核心主题乃是灵魂不朽。也正因为如此，死亡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才好像是一次盛宴。然而，死亡似乎并不崇高，尽管也无所谓卑下。如果从理念论的角度来看，生来自生的理念，死来自死的理念，死不但对于生无所裨益，而且还会有所损伤。就此而言，学习死亡不可等同于死亡，否则，把美好哲学生活等同于死亡，岂不是自相矛盾？这样说来，学习死亡，也许只是苏格拉底临死前的一个隐喻吧：要像我一样视死如归！如果一定要在死亡与哲学之间建立一个桥梁，我们大概可以说，死亡乃是哲学的阴影，只是在拒斥庸俗生活的意义上，死亡才会与哲学结成友谊。倘若学习死亡既是虚指，灵魂不朽也就不必那么当真。至少不必像基督教那么较真儿吧。
当然，海德格尔才是现象学家，而在拒斥庸俗生活的意义上，他真可以看作是苏格拉底的知己。我们记得他曾放言写出一部伦理学，只是不知何故，夙愿终究未成。而在于我们恰恰是在《死，而后生》中看到了海德格尔，我们尤其看到了死亡所曾赋予海德格尔此在概念的本真性，也许，作者的确意在完成海德格尔先生的未竟之业。不过，作者的雄心似乎还不止于此！从海德格尔出发，他又回到了康德，并尝试重新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是什么？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希望什么？作者不但要设定自己的未来道德形而上学，而且似乎还要建立起一部人学。———的确，还有什么比死亡更能反映出一个人最为隐秘的本性？
在无底的死亡深渊中，人看到了生的意义；在紧张对立中，文化最终达成了生死的和解。不仅如此，在《死，而后生》中，我们还看到了黑格尔，当然也不会忘记弗洛伊德。看来作者是在现代哲学的脉络中并且也是在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中展开讨论的。我敢说，作者所开出的哲学伦理学路向虽然有些形似于古希腊，但是并不神似。我们倒是闻到了更为浓郁的基督教气息，作者对于莫尔特曼神学的引证强化了这一信号。不过，在作者色彩斑斓的刻画中，我还是听到了尼采强有力的声音：上帝死了同时，另一个声音也就呼之欲出：灵魂有朽！不过，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有一部作为有朽者的伦理学呢？在这部伦理学中，有朽者得以不朽。
作者的论述无疑是非常出色的。不过，死亡现象学可以为中国人建立起一部伦理学乃至于开出新文化吗？我对此有些心存疑虑。中国传统文化中，置于死地而后生与其说是一种伦理诠释，莫若说是一种兵家谋略。而兵者，凶，不得已而为之事。更何况，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因此，对于灵魂问题，儒道似乎都是悬而未决。倘若一定要在伦理问题上谈及生死之事，儒家所倡导的乃是礼。丧礼如果不是一部必要的喜剧，但也绝非一部无上的悲剧。因此，并非死而后生，也并非生而后死，生死一如才体现出礼义的精神要义。有了这个礼，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舍生忘死，义无反顾。而倘若没有了这个礼，我们应否感叹：国有大事可问谁？
（《死，而后生：死亡现象学视阈中的生存伦理》靳凤林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来源：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