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顺德：“另一个顺德”

　　建设文化大省

　　雷铎

　　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固然很重要，文化也同样重要，两者不可偏废，文化对经济起着极有益的相辅相成的重要作用。以顺德为例，顺德在改革开放之后为广东“四小虎之一”

，以经济奇迹而名满天下，“可怕的顺德人”有口皆碑，这种大名气的背后，顺德给人的印象，是“穷得只有金钱”而没有文化。其实，事实并非如此。顺德的“状元文化”和清晖园等顺德历史人文重要遗产，是外界所很不了解的“经济顺德”之外的“另一个顺德”。在当今广东建设文化大省和和谐广东浪潮中，整理、介绍和宣传“另一个顺德”，即“文化顺德”，改变人们对顺德的偏颇印象，有利于为整个顺德的“大品牌”重新提升形象定位，对促进顺德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有利，也对推动顺德的社会发展有利。

　　历史上顺德曾经是“状元之乡”，清晖园在岭南“四大名园”中，曾列首位，并曾位居全国“十大”名园之列。这两者，恰巧在清晖园得到巧合、交叉——清晖园的创建人黄士俊是明代状元。

　　顺德历代“斯文蔚起”，历史上于科甲方面居于全省前列，出过318名文进士和2088名文举人，111名武进士和394名武举人。顺德历史名士之多，在广东名列前茅。尤其是清晖园园主黄士俊，以及和清晖园关系密切的探花李文田等，在岭南名士史中，当属不可遗珠之士，园主龙家一门三进士，亦是广东名士之家中的佳话。

　　就清晖园而言，其“硬件”和“软件”皆具有重大的独特价值。它是清代中国园林三大流派之一的岭南庭园的代表作之一。广州在很长时间是我国唯一的通商口岸，较早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明清时期，岭南建筑文化形成鲜明地方特色的体系，出现了西式建筑以及用罗马字钟、大理石柱为建筑装饰，采用套色玻璃等进口材料，出现了清晖园、余荫山房、梁园、可园等四大名园。

　　清晖园在广东四大名园中有四大优势:建园历史长、现存面积大、园主中有一位状元加上“一门三进士”(与之齐名的番禺余荫山房，也不过是“一门三举人”而已)、营造风格丰富多样。清晖园以拥有亭、榭、厅、轩、馆、楼、阁、廊、舫建筑形式品种齐全、建筑外观独特(清晖园的亭独树一帜)、岭南水乡特色鲜明(园中的“船厅”是对珠江河上特有的“紫洞艇”的摹拟)等特色而著称。独具特色的园林布局、题材丰富的灰塑壁画、珍贵的清代石湾陶瓷艺术品、大规模应用清代的珍贵套色雕刻玻璃。其中，被视作世界玻璃艺术珍品的缠丝玻璃、套色雕刻玻璃制品，大多是以意大利法国的进口货为坯，再以我国工匠独有的蚀刻、车磨工艺，雕刻上花鸟，清晖园内保存的一套乾隆年间评定的“羊城八景”，是目前仅存于世的清代旧羊城八景套色雕刻玻璃珍品，被初步鉴定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

　　而就“软件”而言，清晖园历史上有过状元、探花、名臣、志士，还有才女。第一代园主黄士俊，作为明朝状元和中枢大臣，在满清入主中原之后，矢志“反清报明”，筑“留芬筑”，居其上而不下楼，以示“死不踏清朝土地”志士情怀，留一楼而成佳话；清晖园第五代园主龙渚惠的岳父即一代名士李文田，退仕后“解甲归田”，常住清晖园，并名其住处为“归寄庐”，表示淡泊名利而专精于文史书画；还有“才女之楼”，在人们印象中“斯文之风”仅仅是参加科考的士子或入泮读书的男子，但清晖园极奇特的一点是，不但男子有出息，还出过诸多才女，园主的“龙家四小姐”有《蕉雨轩集》刊行，清晖园儿媳妇黎春熙有《静香阁诗存》传世，并且，清晖园至今仍留存有据知为全国仅得一例的“小姐楼”。

　　史料方面，清晖园也保存得相当齐全。现存有明代万历皇帝赐给黄士俊父亲黄镐“钦赐一品百龄”的牌匾以及后来的园主龙应时文集《天章阁诗抄》、龙廷槐文集《敬学轩集》、龙元任文集《春华集》、清晖园后人龙葆诚文集《凤城识小录》。

　　此外，顺德近代名人中，“中国功夫”的杰出代表李小龙据考也是顺德人氏；清晖园还接待过邓小平、胡耀邦、杨尚昆、薄一波、李宗仁、郭沫若、王震、何香凝、蔡廷楷等中央领导人及社会知名人士。

　　一代名园，作为“岭南建筑文化”、“状元文化”和“时代风流”的载体，将宋末以来与清晖园和整个顺德有关的历史辉煌，形象地展示出来，如此集中而具象，这在广东其他地方，据知尚无第二例，实在是难能可贵，发掘并加以深度开发，有大文章可做。当然，不独顺德一地如此，其他地方的文化开掘，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例如粤东的“韩愈文化”、“妈祖文化”和“红头船文化”、粤西的“冼太夫人文化”、粤北的“马坝文化”和“六祖文化”、肇庆的“包公文化”和“龙母文化”，都极具开发和宣传价值。“文化广东”，文章无可限量。

　　作者系省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