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黄埔生的不了情

　　往事，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者获悉宁夏黄埔同学会副会长罗文治老先生生活在中卫城区，已87岁高龄。目前，他有10多位直系亲属生活在台湾，其中有国民党立法委员，有台湾文化艺术界的社会名流。那么，作为一个国民党老党员，一个有着复杂背景的台属，他生活得可好，有什么心愿？6月中旬，记者采访了这位横跨两世纪，经历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中华人

民共和国三个时代的老人。

　　罗文治告诉记者，他1917年出生于北京，一出生就赶上了军阀混战的时代，因此，他自幼讨厌战争，一直企盼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但造化弄人，35岁前战争总是跟他不期而遇。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作为贵族一脉的罗氏祖先不愿做亡国奴，于是逃离北京。当年8月，国民政府成立抗日战地服务团，年仅20岁的罗文治参加了该团第一分团，主要从事书写抗日标语、开展抗日宣传、组织抗日演出等活动。由于战事不断扩大，同年10月下旬，战地服务团撤离到南京。但此时南京已是一片混乱，日本飞机每天狂轰滥炸，到处是伤兵难民，国民政府于是动员战地服务团的青年们到大后方继续学习。一部分学员走了，但有一部分学员坚决要求留下来保卫南京，罗文治是要求坚决留下来的青年之一。不久，他就被编入唐生智任司令长官的南京卫戍司令部特务团，参加了南京保卫战。1938年3月，罗文治所在部队被打散，他逃离了南京，3月底在九江又遇上原战地服务团团长徐平，重新加入战地服务团。1939年11月，罗文治考上了第17期黄埔军校，受训两年后被分配到国民党第三战区108师工作，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等职，1949年2月在福建福州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生命，在共产党的天下绽放光彩

　　“我现在跟谁都讲真话，因为再不说就没时间了。”当记者问起他的生活状况，罗文治老先生这样说。他告诉记者，他经历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政府三个不同的时代，让他真正享受到美好人生的还是共产党政府。1949年他被俘后，共产党客观公正地评价他的作为，让他在北京卫生工程局当工人，1952年9月还根据他的特长调他到宁夏文工团工作。尽管1957年被定为右派，1958年被开除公职，遣送至中卫劳动改造，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亲自体验了如唐贞观之治那“斗米十钱，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好环境。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他受到了空前的礼遇，从1997年开始，连续四届担任原中卫县政协委员和侨联委员，1995年到2002年任宁夏黄埔同学会副会长。晚年更是备受尊重，来去自由，言论自由，机关、学校、事业单位不时邀请他讲古论今，他与台湾的亲戚随时可以通电话、写信，辩论两岸时局。他说，他现在该有的全有了，5个子女轮流照顾他的生活，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浇浇花、听听广播、看看电视，或去街上散步，高兴的时候就哼上一段京戏，悠闲自在，其乐融融。“和动荡不安时局生活的上几辈子人比较，我觉得我过得最好、最幸运。”

　　心愿，让海峡两岸骨肉同胞早团圆

　　“我最大的心愿是祖国早日统一，让海峡两岸同胞早得团圆。”说起台湾，罗文治老人急切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愿。他说，他与家人的生离死别让他深深地感受到，搞台独天理不容。

　　罗文治老先生告诉记者，他共有兄妹4人。他与其姐罗淑琴感情最好，小时候，哪怕是有一点好吃的，姐姐都要留给自己。然而1948年其姐随夫去了台湾，从此姐弟天各一方，不知生死。1980年，也就是姐弟分离32年后，他接到姐姐辗转多处转来的一封信。那一刻，激动、心酸、委屈以及思念等等情感一下子全部涌上了心头，“我的眼泪像决堤的水，怎么也控制不住。”当天他就拿起笔来回信，边哭边写，密密麻麻地写了13页还觉得言犹未尽。1985年，他假道新加坡在香港见到了分别37年的姐姐。

　　说起这次相会，罗文治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说，过久的两岸分离，不仅隔断了人们的亲情，也使亲人之间产生了颇多猜忌和不信任。当年他带着小儿子罗吉全一起赴香港，由于事先没有告诉姐姐这个情况，结果姐姐及姐姐的家人对罗吉全的身份十分怀疑，认为罗吉全是共产党的干部，是专门来监视他们的，让他啼笑皆非。如今这些情况虽然不复存在，但两岸亲人依然不能实现“三通”，还不能像一家人那样自由走动，实在是一种遗憾。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采访即将结束时，罗文治老先生给记者背诵了客死台湾的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诗人于右任的这首诗。他说，其实两岸人民的心是相通的，都不愿做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分离已然让老一辈许多人忧思愤懑，但愿不要再给年轻人留下什么遗憾。新闻来源：宁夏网宁夏日报(http://www.nxnet.cn)　责任编辑：马江　田丽　实习生：马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