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知青生活（下）马宏

　　生活趣闻

　　我们知识青年在山区插队，除了参加劳动外，还锻炼了生活能力。农活是必须学的，但没有哪一个知青能说他学会了全部农活。我在插队劳动的几年里，只学会了一样农活，那就是赶牛犁地。其它什么播种、打麦扬场，根本没学会，但我学会了在逆境中生活的本事，了解了当时山区普遍存在的问题，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带给农民的是什么，调查了山区农民

当时心里所想的是什么，更多的是农民的质朴带给我的感动，这是让我惟一感到不曾遗憾的经历。

　　1969年的冬天，公社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规定不管距离公社多远都必须参加。这在当时是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的，也是我们在数平方公里范围内能够聚集见面而又给记工分的极好机会。天气极冷，公社领导在小学操场上宣布开会，会场非常安静，我们知识青年才由学校大门进入会场。几十个男青年挺着刚剃过的光头，像是一队和尚走进了会场。几千名社员的目光一下集中在这些男青年的光头上，先是诧异，继而笑声四起。主席台上的公社领导们看到这一幕，个个都很愤怒。知识青年们认为平时没时间、没地方打理形象，这次趁公社开会，到镇子上找到一个剃头匠把头发问题解决了。他们觉得大家是由一个剃头匠给剃的头，理成一样值得领导那样大惊小怪吗？但那不合时宜的集体亮相，在当时几乎造成了政治错误。

　　还有一件事，各知青点的知青们相隔一段时间后，就集中到另一个知青点互相拜访。因为虽然同属一个公社，但山区地域辽阔，队与队之间相隔甚远，基本上一去便是两三天。于是，每个知青点都会轮流接待。一次，我们来到另一个队的知青点拜访，这个点的知青同学特地准备了饺子招待我们。等到天色渐黑，饺子才包好，开始在直径2尺的大铁锅里煮饺子。由于是烧柴的锅，窑洞里弥漫着蒸汽，人又多，慌乱中，放在锅边的煤油灯被撞进已煮熟的饺子锅里，等到找来另一盏灯点燃后，出锅的饺子已经变成了煤油味的饺子了，我们自嘲吃了一顿风味饺子。饺子吃完后的几天里，打的嗝都是带有煤油味的。

　　有一个知青点轮到一男知青值班做饭时，他一只手拉风箱，另一只手用煤铲往灶堂内添煤。突然，“轰”地一声，炒菜锅里的油燃着了，火苗直往上窜，几乎造成火灾。男知青正不知所措时，幸好一社员经过，看到这情景，急中生智，忙用手中的铁锹顺势铲了门口的沙子扔到铁锅里，火才算扑灭了。这“爆炒沙子”一时成为笑谈。

　　最令我们羡慕的一个知青点坐落在一个全部是回族社员的村落里。社员家养的鸡，常有贪吃粮食而撑死的，回民社员不吃自死的家禽，经常把这些鸡提来给知青们打牙祭。一年春天，天气反常，突降大雪，来不及撤回的放养黄牛有几条被冻死在山里。这个点的知青于是就天天用大锅煮牛肉吃，吃不完的就晾起来风干，做成牛肉干，成为招待我们的美味佳肴。当我们喝着酒，嚼着美味的牛肉干时，苦闷和忧愁会一扫而光，差点把自己当成了神仙。

　　1969年春节过后，我们知青点回家探亲的随队老师从银川带了点西红柿和小香瓜种子交给队长，让队里选择一块种西瓜的地来种植。这个县从来没种过这种作物，没想到获得了巨大成功。队长喜上眉梢，我们更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因为我们又吃到了来自家乡的瓜果蔬菜。我们赶着装满西红柿的毛驴车，来到30多里外的县城卖，我听到一位山区妇女看着我们的西红柿说：“咋把个苹果熟得这样红，不像我家的苹果一面红、一面青。”几年后，我在银川工作后再回到这个县城时，看到几乎满大街都有西红柿卖，不由得想起1969年秋天卖西红柿的情景和那位妇女说的话。回城

　　下乡后的第二年，政策性的招工便开始了。幸运的知青一个个被招工参加了工作，而留下的知青情绪低落，托关系、找门路，成为那时脱离山区的惟一出路。几年后，知青点上便稀稀落落地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了。1972年，我和几个知青到县里参加了难得的一次高考，心情是那么高兴。考完所有的科目后，感觉良好。本来应该在8月底公布的招考榜迟迟没有公布。推迟了一个月后，公社大门口贴出了红榜，我的名字清楚地列在最后一个。我的名字后面的括号里写着“宁大预备生”。原来前面所有的都是正式生，末一名是看前边的人如有不去学校报到可以替补。后来才知道，我们同“文革”期间“赫赫有名”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同期进入考场，成绩不算数，还是要靠基层推荐。于是，我这个考了高分的考生只能让位了。

　　山区连年遭灾，知青的生活每况愈下，心情也越来越不安，都在想方设法自谋出路。毕竟知识青年在文化基础较落后的山区是显眼的，剩下的知青大多数都有了安排，在公社或大队当民办教师、大队保管员等。直到1979年才给知识青年全部安排了工作。新闻来源：新消息报　责任编辑：马江　田丽　实习生：马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