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金岭
对外交学院的教授们索要采访费一事，媒体的评论可谓莫衷一是。教授们自己的理由是，接受采访很占用精力，有时还要涉及到自己的研究成果。如果这就是教授们索要采访费的理由，那么教授们就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知识分子，是更看重自己的专业研究成果，还是更看重在公共媒体上对社会有启蒙价值的发言？
或许这两者同等重要，但是前者是体制内有报酬的劳动，后者是以专业为背景参与社会的行动，却没有人付给报酬，教授们只因为担当了道义而获得公众的道德奖赏，问题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更看重哪一个。
这个问题或许是教授索要采访费的核心问题，是教授们必须面对的。这是因为，教授们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和传统士大夫是有本质区别的：传统士大夫追求的，是在庙堂安身立命；而现代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处，要么是有独立价值的专业空间和知识空间，要么是有开放宽容精神的公共空间。对一个有道义担当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有时甚至更看重后者，比如梁启超、胡适等人；因为在这个公共空间里，知识分子们可以通过发达的传媒和出版业，使自己的知识和观点进入社会的流通领域，和公众建立紧密的联系，发挥思想启蒙的巨大价值，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从这个角度说，利用接受采访的机会发表有助于社会进步的言论，对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应该是求之不得的事。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有给报酬才说话，那作为知识分子，其文化人格和世俗人格就离得太远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人文知识分子们回归书斋，我觉得人文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技术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就是一部分人的人文科学研究剥离了对精神价值的追求，变成了一种纯技术化的工匠式的劳作。技术化的人文科学研究，追求的不是精神价值，而是可以用来谋取职称、待遇的“学术成果”。这样的研究扭曲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比如我们可以见到这样的现象：可以把鲁迅研究得很精深，也可以借此谋取人生的红利，或以此为投机钻营的资本，捞取江湖地位；至于鲁迅的精神价值，完全可以弃之一旁。在这种技术化的趋势之下，一些人的人文科学研究，不再把对社会文化政治的巨大启蒙价值作为自觉的追求，因此，一个经济学者一边炒房一边发表为房市加温的“专家观点”，就不足为奇了。我并不是说外交学院的教授们也是这样的知识分子，我只是更愿意把索要采访费放在人文科学技术化倾向下来理解而已。
外交学院的教授们索要采访费，尽管可能只是几百块钱，但这等于为自己以知识分子身份就公共问题向大众发言提出了条件，设定了门槛。在当前尚无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这或许是教授们的自由，但如果说收费的理由是占用了自己的时间精力，涉及到自己的研究成果，那就很不好理解了。最近，我看到了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先生对中国人民大学开办国学院的激烈批评，字里行间都能看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忧虑。我敢断言，记者就国学问题采访袁伟时先生，袁先生一定不会收费，放心去就是了。何也？因为袁先生是一个把良知和道义担当看得比学术成果重得多的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为此，他一定不怕牵涉时间和精力，也一定不怕涉及自己的研究成果。外交学院的教授们都是大知识分子，如果他们是以市场价值为指归的“学术工匠”，还会有人批评他们索要采访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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