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高岗事件(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25日09:25 东方网-文汇报

　　高岗“项庄舞剑”

　　开国初，高岗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在即将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高岗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国家计委主席。这个机构成立后，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应由高岗主持。由于陈云几年来对工业和计划工作的情况摸得比较透，在高岗来京前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仍以主要精力抓计划工作。

　　一九五三年一月，党中央打算在三月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主要议程之一是听取五年计划的报告。由谁来作这一报告？高岗推让陈云，他说：“陈云同志对于全国情况了解，摸得较透，五年计划的报告由他来作，效果一定能更好些。”可是，陈云不这么看：“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工作，高岗同志说以我为主，这不适当。因为要把五年计划编制好，这不是一两个月的事，实际上是一两年或两三年的事，要边做边改。国家计划委员会是专做此事的，因此应该以高岗同志为主。”

　　一九五三年六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四次编制工作，就是由高岗领导国家计委主持进行。而陈云则因病在南方疗养。

　　这时，财经工作中发生了修正税制的错误，在随后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修正税制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九五二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等经营方式日益扩大，相对地减少了买卖关系，税收也随之减少，需要想办法来补救。九月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确定修正税制。十二月二十六日，政务院批准这个方案。为了抢在春节前一个半月的销售旺季多收一点税，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没有同地方党政领导打招呼，也没有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仓促地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并发表社论。社论原稿上有这样一句话：“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都要按照修改的税制纳税”，薄一波在修改时把这句话简化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新税制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波动，出现了事先没有料想到的物价上涨、抢购商品，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严厉批评是“右倾机会主义”。

　　六月十三日至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但是，会议的发展同预先安排的议程并不一样，将讨论和批评新税制变成了会议的中心问题，而且批评集中在当时主持中财委工作的薄一波身上。薄一波在会议上先后作了两次检讨，还是过不了关。会议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会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原未料及的不正常情况？几个月后，真相大白了。原来是高岗、饶漱石在会上的串连造成的。周恩来后来指出：从财经会议前后及从中央提出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国家制度和党中央是否添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后，高岗就迫不及待地积极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活动。杨尚昆也指出：高岗对少奇同志位在自己之上一直耿耿于怀，得知毛主席退居二线，让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后，更是如芒在背，急欲除之而后快。

　　出于这样的政治目的，高岗利用中央批评财经工作中缺点错误的机会，施展阴谋活动，散布这次财经会议的目的“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并把薄一波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上纲为“两条路线斗争”。他这样做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明批薄一波，实攻刘少奇，把同会议内容无关的刘少奇曾经说过的一些话，统统安到薄一波头上加以批判。

　　在这种情况下，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很为难。最后还是毛主席出了个主意：“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陈云为薄一波解围

　　六月底，陈云已离开南方移到北戴河疗养。一些同志去北戴河看望陈云，谈到财经会议的一些情况。陈云明确表示：“不能把薄一波同志几年来在中财委工作中的成绩抹煞了，我反对两条路线斗争的提法。”当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请陈云和邓小平回京参加会议时，陈云提前结束在北戴河的疗养，于七月二十三日返回北京。

　　八月六日，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发言说：“去年十一月，我在搞五年计划，要帮高岗同志搞出草案，这件事曾向中央声明过，中财委工作交一波同志负责。所以新税制问题一波没有问我，也是有原因的。”“这样说，是不是我毫无责任呢？不是的。对新税制错误，我仍然有责任。说多了也不必要，我的责任在于没有指出一九五○年调整税制的教训，去提醒他们。”

　　针对这次财经会议上有人说中财委存在着两条路线，陈云说：“一波同志在中财委做了很多事，即令是事务，也是工作，如果没有人挡住事务，中财委工作是不行的。”“同志们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以为在工作上个别不同意见不能说没有，这些意见也不能说我件件对，一波件件不对。我不能说有两条路线，也不能冒充我是正确的。”

　　薄一波回顾当时的情景时说：“在高、饶问题尚未揭露，会议批评的调子降不下来的形势下，陈云同志的这些话，无疑起到了降温和替我解围的作用。”陈云、邓小平虽然只参加了会议的最后一段，但他们的发言改变了会议的气氛，周恩来对会议的结论也比较好做了。陈云、邓小平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扭转了会议方向。

　　揭发高岗的阴谋

　　全国财经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后，高岗更变本加厉地在党内秘密从事分裂活动。十月初至十一月初，他以休假为名，南下华东、中南进行游说，大肆散布所谓“军党论”，说中国共产党里有“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这两个部分，并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自居。高岗从外地回到北京后，企图拉拢陈云、邓小平一起拱倒刘少奇。

　　对这件事，陈云作了这样的叙述：“毛泽东同志提出他退居第二线的时候，这个时候，高岗匆匆忙忙来找我，他估计党的书记处对党的总书记或副主席的人选就会讨论，他估计少奇同志可能被任总书记或者副主席，因此高岗提出他要任副主席。为了找个陪客，他对我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这件事情是最本质地暴露了高岗反对少奇同志的目的。我向中央揭发了高岗的阴谋。”

　　邓小平回忆道：“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此前，陈云同高岗曾在东北共事多年。高岗调到北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后，主持编制五年计划，陈云不仅在工作上注意配合，而且对高岗一直是谦让和尊重的。但是，当他发现高岗有分裂党、妄图当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阴谋后，便义无反顾地加以揭露。陈云说：“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

　　“水牛转弯不大容易”

　　十二月中旬，毛泽东决定派陈云沿着高岗南下的路线，代表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要求他们不要上高岗的当。毛泽东还特地嘱咐陈云转告在杭州休养的林彪：“林彪如果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

　　十二月十九日，陈云离开北京，先后在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向有关负责人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在杭州，陈云向林彪转达了毛泽东嘱咐的话，并把高岗如何利用四野旗帜、如何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如何到处活动等问题告诉了林彪。林彪答复说：“对这件事主席和你比我了解，我同意。”林彪又问陈云：“想不想当党的副主席？”陈云说：“我不配，不要当。”林彪说：“那末除刘少奇外不要再提别人了。”林彪还说：“高可能自杀。”陈云立刻回上海把他同林彪谈话的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问陈云：“难道副主席只要刘少奇一个？不要恩来？”陈云说：“我当时理解林彪说除刘少奇以外不要再提别人的意思，是林彪自己不想当副主席。”

　　二月六日至十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根据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不点名地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陈云在会上说：“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其责任主要是在高级领导人员。”“出大乱子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几百个人里面，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

　　陈云希望高岗、饶漱石能够彻底改正错误，但担心“水牛转弯不大容易”。后来，高岗还是走上了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自杀之路。

　　本版内容均据金冲及、陈群主编的《陈云传》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版。

　　标题为本报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