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打工者而唱——访打工艺术团

　　打工艺术团的全称是打工青年艺术团，如今已有10多名骨干成员，属于享誉京城的知名艺术团体。节目不仅有摇滚乐、歌唱，还有相声、话剧、小品等，内容都与农民工进城的生活、情感、遭遇有关，每次演出不仅慰藉了工友们对精神娱乐生活的饥渴，而且从心里引起他们的共鸣，使他们每每看得流出热泪。

　　许国建：融入打工者群体

　　今年28岁的许国建来自浙江海宁，他是打工艺术团的贝斯手，也是艺术团“元老”之一。卷曲的头发，高高的身材，修长的手指，言谈举止中带一点斯文，一点忧郁，也带一点“朋克”那种特立独行的无羁味道。高中毕业后，他在当地派出所当了一名协管员，温饱的生活和按部就班的工作并不是他想过的日子。两年后，怀着到北京闯世界的想法，他成了京城“北漂族”的一员。

　　到北京后，许国建仍带有自我、愤世嫉俗、不愿同流合污的想法。然而，再清高的人在现实社会中也不能不“心为形役”、“身为物役”。那时，北京繁华闹市的地下通道里，常可以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小伙子，弹着吉它卖唱。他对眼前熙熙攘攘走过的人群似乎视而不见，只是沉醉在自己的歌声中。小许说：“那时我是很自我的，有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似乎是在对着这个世界抒发自己的情感。”

　　过了一段时间后，许国建感觉自己虽然也有些朋友，但都是跟他一样是小圈子里的，每天他在大街上行走、打工，却感到游离在社会之外。他说：“我觉得自己虽然有很多情绪，但这情绪是封闭的，显得很空洞，我不知自己的人生价值到底在哪里。”一天，许国建正在一个地下通道里卖唱，一个小伙子跑过来对他说：“哥们儿，借我5块钱赎琴行吗？”原来，这位叫小吴的“同行”在地铁里卖唱被警察没收了吉它。当时许国建刚好挣了几元钱，就说：“你拿去吧。”小吴正好认识孙恒，许国建通过小吴也认识了孙恒，三人成了好朋友。一次他们通过朋友介绍到工棚里演唱，受到意想不到的欢迎，激起了他们成立打工青年艺术团、专为工友们演唱的想法。

　　小许清楚地记得成立艺术团后第一次演出的情景。当时艺术团还没有架子鼓，只有一面扭秧歌用的大鼓，小吴骑一辆破三轮车把大鼓往车上一放，一路上吱吱嘎嘎地骑了一个多小时才拉到城北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当时也没什么乐器，就两把破旧的吉它、一把口琴，人也就是我们仨，再加上两个爱好音乐的青年。没有音响设备，拿了两个很小的音箱，就开始演出了。”许国建回忆说，那天他先唱了一首自己写的歌，由于歌的语言比较“个性化”，工友们虽然听不大懂，但还是热情鼓掌。后来，他又唱了一首非常大众化的民歌《南泥湾》，结果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这使他感到工友们太缺少文化娱乐了。那天除了他们几个人表演外，北航的大学生、工地的工人也都参加了演出，气氛欢快，大伙儿都很开心。

　　艺术团演出也并不总是令人高兴的。小许记得一次在某个建筑工地演出时，还没演完，就被工地老板粗暴地叫停。那是因为孙恒唱的一首歌的内容是工人讨要工钱的事，老板不高兴了，不仅终止了演出，还把他们赶了出去。小许说：“工友们当着老板的面不好说什么，但他们私下对我说，我们的演出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在打工艺术团，许国建感到最大的收获是观念上的。他说：“以前自己不认同现实社会中那些不好的东西，想出污泥而不染，但

　　实际上是把自己封闭起来，是与世隔绝，并没有想办法构建自己新的价值观。跟工友的接触过程，也是我不断完善自己、重新审视自己、重建自己价值观的过程。”

　　在街头卖唱的日子里，许国建常写一些表现自我感受的歌。在打工艺术团，工友们生活中鲜活的故事感动着他，他转而写工友们的歌。一位在广东打工的四川女孩结识了一位在另一工厂打工的同乡男孩，两人相爱了，就在女孩要回家结婚的前一天，她所在的玩具厂发生大火，女孩被烧死了。女孩有个弟弟也是打工一族，许国建就以弟弟为主线写了一首歌《老张》，很多工友听了这首歌都流出了热泪。

　　从为自己而歌到为工友而歌，许国建说打工艺术团带给他的最大改变就是“走出自我状态，融入打工群体”。他说：“我感到我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我的命运是和工友们连在一起的。”

　　孙恒：这是我的快乐

　　在京城北五环外地务工人员聚集最多的肖家河社区，有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我到那里时，操场上正举行校庆10周年联欢会。只见穿牛仔裤、红色T恤衫的孙恒站在“台上”，手拿话筒对观众说：“我们都是进京务工者，同学们的父母也是打工者，大家说打工光荣不光荣？”“光荣！”场下一片喊声。“下面我就给大家唱一首《打工打工最光荣》，会唱的人跟我一起唱好不好？”“好！”又是雷鸣般的呼应。

　　随着音乐响起，孙恒情绪饱满地引吭高歌：“打工、打工，最光荣！高楼大厦是我建，光明大道是我建；脏苦累活儿是我们来干，堂堂做人凭力气来吃饭！”人们齐声呼应，雄浑激昂的歌声在院子的上空回响。一曲未完，就引来了雷鸣般的掌声。这是记者6月11日在北京明圆学校看到的动人一幕。

　　3年前，孙恒发起成立了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打工青年艺术团”。从此，在空旷杂乱的建筑工地上、在简陋昏暗的工棚里，到处都有他和伙伴们活跃的身影。几把吉它、破旧的音箱、绑在工地钢筋棍上的麦克风，就是孙恒和他的伙伴们演出的器具。几年来，在为民工而歌、为工友呐喊的过程中，他也完成着自己从为个人寻找灵感和舞台的流浪歌手向为农民工歌与呼的社会活动家的转变。

　　北京是中国摇滚乐之都，崔健、窦唯等大腕都在京城扬名天下，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年轻音乐人到京城一试身手。作为河南一所中学的音乐教师，孙恒也向往着到北京来闯天下。1998年他来到北京，但他很快发现，时下的中国摇滚乐早就失去了20世纪80年代那种反思和批判的力量，音乐变得空洞乏味，日渐成为小圈子里几个人的玩意儿。乐手们常常躲在酒吧里自怨自艾，越来越脱离大众和社会。

　　向往着全新生活的孙恒大失所望，追求的目标不知在哪里，还要为每日三餐奔波。带着迷惘和失落，他到处打工，蹬过平板车，做过推销员，也干过一个月才300元的搬运工。在车水马龙的街上行走，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心头溢满了没有归属感的苦闷。

　　一天，他终于手拿吉它走上街头，开始了在十几个城市四处流浪的卖唱生涯。在地铁内、在车站旁、在地下过街通道里，他自弹自唱自己创作的歌曲，由此也认识了不少送水的、搬运的、做小买卖的、捡破烂的、发小广告的草根族。这些人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为了自己的梦想，虽然生活艰难却十分顽强和乐观。孙恒被他们感动，把他们的故事编成歌曲到处弹唱。不知从何时起，他身边有了越来越多的听众。虽然这些听众都是“小人物”，但却让孙恒内心充满了感动。

　　在流浪演出的日子里，孙恒还认识了一些玩音乐的同道人。2001年的冬天，孙恒和几个伙伴来到天津一个建筑工地演出，那天天很冷，工棚里没有任何取暖设施，窗户玻璃破了，寒风呼呼吹进来，四五十个工友挤在一起。没有舞台，孙恒就站到床板上唱自己写的歌：《团结一心讨工钱》、《彪哥》……一首又一首，首首打动着工友们的心，他们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拼命为他鼓掌，拉住他的手，围着他说心里话。

　　“我很受震撼，原来歌还可以这样唱。突然觉得自己对人家是有用的，是被需要的，这种感觉真好！”孙恒说，当时他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成立一个打工艺术团。由此，一家专为民工演出的艺术团体就在京城诞生了。

　　刚开始时，艺术团只有两三个骨干成员，随着影响不断扩大，如今已发展成有10多名骨干成员、享誉京城的知名艺术团体。艺术团不仅有摇滚乐、歌唱，还有相声、话剧、小品等节目，内容都与农民工进城的生活、情感、遭遇有关，每次演出不仅慰藉了工友们对精神娱乐生活的饥渴，而且从心里引起他们的共鸣，使他们每每看得流出热泪。

　　一次，艺术团在一个工地演出，一位来自秦皇岛的工友也登台唱了他自己写的歌。演出结束后，他跟艺术团成员聊得很投机。没想到第二天，他就把工地上的活儿辞了，在艺术团办公点附近的餐馆找了一份工作。他对孙恒说：“这样我可以离艺术团近点，接触更方便些。”

　　回顾这几年走过的路程，孙恒心中有无限感慨。他父母都是插队知青，作为一个山里长大的孩子，孙恒从小就习惯了青山绿水、与牛羊为伴的无拘无束生活，骨子里与摇滚乐那种不合俗流、张扬个性、表现自我的音乐精神“心有灵犀”。但时至今日，他的志向早已不再是当个摇滚乐手，而是做工友们实实在在的服务者。他说：“为工友们写歌、唱歌，是我的快乐。每次演出时，工友们都和我们一起哭、一起笑，他们不仅生活苦累，也太缺少精神生活了，我们的歌道出了他们的心声，我感到这是我人生价值的最好体现。”

　　一次次演出，感染着工友，也感动着孙恒自己，推动着他走出了自我，走上了为工友服务的宽广大道。几年来，他坚持“用歌声呐喊，以法律维权”，为打工者义务演出、开展权益宣传活动达百余场次，还经常组织打工者开展各类文化教育及培训活动。

　　谈起今后艺术团的发展方向，他说：“我们要让打工艺术团成为大众文娱的推广机构，培训更多外来务工人员，使他们来自这个群体、服务这个群体，带给工友们更多的欢乐。”

　　宋德中：一样作诗别样情怀

　　“亲友泪光中/目送着我们远行的身影/轰鸣的列车中/承载着我们对家乡的眷恋……在城市的风景线上/我们是丝毫的不起眼/却用结满茧的双手/砌成高楼大厦一片片。”

　　在北京北五环每月400元租住的只有12平方米的小屋里，宋德中眼睛看着窗外的蓝天，以充满感情的声音，抑扬顿挫地朗诵着这首他自己写的《打工者赞歌》，听众中有我，还有坐在床上的他的妻子和4岁的女儿。他朗诵得是那样专注、那样深情，虽然有些词的发音还带有南方口音，但他饱满的感情，使他声音中有一种醇厚的渗透力，渗入到听者的心中。

　　宋德中是安徽人，今年28岁，说话不紧不慢，下颌上寸把长的胡须使他在待人接物时平添了几分文气和沉稳。对打工艺术团而言，他是诗人、演员；对农友之家办的社区报纸而言，他是编辑、记者；对他妻子和女儿来说，他是背井离乡、靠卖旧书养家糊口的丈夫、父亲。

　　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宋德中对文学的喜爱却是骨子里的，上学时他别的课都不感兴趣，只喜欢语文课。来北京打工后，他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用文字记录下来，其中最让他难忘的是他所经历的三次中秋节。

　　第一个中秋节是2000年的中秋，那时宋德中在北京刚结婚不久，就被老板派到新疆一个离巴基斯坦只有140公里的地方出差。那里气候很冷条件艰苦，事情办得也很不顺

　　利，又正逢中秋佳节，在远离北京的西北边陲，望着天边的明月，宋德中思念着心爱的妻子，写了一首充满感怀的诗：凉风习习登边关，山城彼岸乃斯坦。事烦心忧谁与伴，独抱琵琶泪花弹。可怜爱妻空守房，织衣等归余心惭。满目银光觅芳踪，中秋月圆人未还。

　　事隔一年后的中秋节，宋德中更是记忆深刻，因为这一天是他走出收容所大门的日子。那时北京对外地人查暂住证查得很紧。一天他正在城里的旧书市场卖书，因没带暂住证被拉到昌平收容所。由于没法和外面通消息，家人和朋友们不知他的音讯，一直没人来接，结果他被送回了老家。

　　在家乡收容站呆了一天后，一位好心的赵科长对他说，由于他托人寄的钱还没收到，本来是不能放他走的，但因为这天正是中秋节，可以让他先回家。如果钱还没收到，下次再被收容时两次一起算。走出收容所的大门时，愤懑、委屈、不平都涌上宋德中的心头。他说：“我是一个守法公民，却受到这样的对待，简直不可思议。”这年中秋，他写了一篇文章抒发自己的感情，题目就叫：在收容的日子里。

　　2003年的中秋节，宋德中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那时他在京城经营旧书的买卖，中秋节那天，打工艺术团有个叫蒋志传的工作人员正好到他那买旧书，俩人无意间聊了起来。当他看了宋德中的一些文章、诗歌后，觉得写得不错，说想登在他们办的肖家河社区报纸上。蒋志传告诉他肖家河是外来务工人员最多的社区，里面有个打工协会，欢迎他有空去坐坐、聊聊天。此后，宋德中就成了打工艺术团的诗人和社区快报的编辑。

　　宋德中写诗都是有感而发，每次写诗时他都有一种冲动，逼着他非要用精练的语句把感受表达出来不可。加入打工艺术团后，他的诗不再只是抒发自己的感怀，而是为打工群体而写。他写的有《打工者赞歌》、《闪光的足迹》等很多。他第一次上台朗诵是在一个打工子弟学校，他为小朋友们写了一首庆“六一”的诗。因是第一次上场，他有些紧张，结果忘词了，幸好他还在衣袋里准备了一张诗稿，赶紧拿出来看一眼，但小学生们还是给了他很多掌声。下来后，孙恒对他说了一句话给了他很大鼓励：“尽管你忘词了，发音也没有小学生发音准，但你用你的真诚打动了观众的心。”

　　在艺术团，宋德中还负责每月出版一期社区快报。我去他家时，看到他正伏在桌上认真地修改一篇稿子，那是他刚刚采访完一位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后写的，我问他做这份工作有没有报酬，他说，要是为报酬就没人做了，这完全是义务的。他说：“在艺术团，我除了要为工友们写诗、朗诵诗外，还要尽我全力把这份报纸办得好一点，让看过的人也感到打工者的水平还是可以的。通过报纸向人们展示打工者自己的语言、故事、苦乐。”

　　姜国良：鼓声为工友们擂响

　　姜国良是打工艺术团的鼓手。遇到他时，正赶上他在为蓝天实验小学庆“六一”联欢会的演出现场调试音响。当我表示想和他谈谈时，他抱歉地说：“对不起，今天我实在没时间，音响这边一分钟也离不开人。”那天上午烈日当头，他在毫无遮挡的操场正中，一丝不苟地操作着音响设备，足足干了3个小时，忙得连口水都顾不上喝。蓝天实验小学是一所外来务工子弟学校，姜国良是义务帮忙的，而像这样的帮忙对他和打工艺术团来说，是很平常的事。

　　29岁的姜国良来自辽宁，从小在农村长大。小时候他就喜欢音乐，想成为一名职业乐手，1998年，他辞去了在县剧团的工作，带着心中的梦想来到了北京。然而现实与他的想像大相径庭，作为一个“北漂音乐人”，他不但没有机会去音乐学院深造，连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

　　在举目无亲的繁华都市，他两手空空，天天为生存奔波，每天所干的不仅与音乐无关，而且还常受老板、工头的气，精神上苦闷，思想陷入迷茫。对北京的一腔向往，变成了对北京人多、车多的厌烦，还有那困扰外地人的暂住证问题，都让他不想再在北京呆下去。

　　带着失望和挫折感，姜国良离开北京辗转来到天津。在天津，他在一家工厂做编织工，经常两天两夜不得睡觉，音乐之梦就像天边的星星一样遥不可及。性格内向爱思考问题的他，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扪心自问：我的人生位置究竟在哪里？人生价值是什么？

　　几经思考，姜国良又回到了北京。

　　第二次来北京，姜国良开始反思自己，他意识到自己以前太心浮气躁、急于求成。他决心沉下来，脚踏实地地做些事。就在这时，他从报纸上看到孙恒的打工艺术团要到广州做巡演，正在招聘志愿演员。带着试试的想法，他拨通了孙恒的电话。电话那边传来孙恒热情诚恳的话语，电话线一下子就拉近了两个年龄相近、有着相似经历、拥有过同样梦想的年轻人的距离。放下电话，姜国良仿佛看到眼前透过一线新的曙光，他感到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

　　凭着在县剧团几年的艺术积累和他本人的音乐天赋，姜国良很快就成了艺术团骨干成员之一。每当为工友们演出时，工友们热情帮助艺术团抬乐器、整理东西的行动，都让敏感的姜国良内心很受触动。他说：“虽然我们的歌唱得不那么专业，乐器弹奏得也不是很好，但我觉得我们的演出比那些明星、歌星大腕的商业演出要更有意义。”

　　随着打工艺术团的发展，姜国良的角色已不仅限于作鼓手。如今，他还是农友之家的专职工作人员，经常做些帮助工友维权的事情。今年6月初的一天，有几位四川工友根据艺术团演出时留下的热线电话找到他们，请求帮助向老板讨要工钱。这些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想回家了却拿不到工钱。姜国良利用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帮助他们向老板交涉，摆事实、讲道理地向对方说明不给工钱是违法的，如果被起诉就要负法律责任。

　　第二天，对方打来电话表示同意为这6名工友结账。当姜国良看到这些工友在农友之家各自算着自己应得多少工钱时，心里感到特别高兴和满足。他说：“我觉得我们工作的价值不仅在于帮助这几位工友拿到他们应得的劳动报酬，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讨工钱的过程，让他们学到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以后再去影响别的工友。”

　　谈到在打工艺术团的感受时，姜国良发自内心地说：“以前我的理想是出个人音乐专辑，唱的歌都离我的生活太远，所以总感到茫然。现在不管唱歌还是擂鼓，敲的是打工者的苦乐，唱的是自己的心声，感觉是大不相同的。”

　　金啸峰：我要对得起工友

　　2005年5月31日上午，北京东五环一所外来务工子弟学校的操场上，孩子们围坐一圈正在举行庆“六一”联欢会。一位衣着朴素的小伙子手拿麦克风，站在会场中间充满深情地演唱一首《疼爱妈妈》，这位小伙子就是打工艺术团的歌唱演员金啸峰。

　　金啸峰出生于湖南农村，母亲勤劳贤惠，父亲却嗜酒成瘾，生活的艰难使他17岁就从家里出来打工。一次他从陇西一个小站下车想倒车到130多公里外的亲戚家去，没想到在路上被贼把钱包偷走。他没钱买票上了长途车，当售票员查他票时，他据实相告却不被相信，别人都让他求求售票员，但他倔犟地想：“不就是130公里路嘛，不让乘车我就走着去。”结果他身无分文、楞是靠要饭走了两天。

　　他要饭的路上遇到两家好心人，一家是孤身一人的老大爷，自己都吃不饱却给他烙了一张像脸盆一样大的“馍”，让他吃饱喝足再赶路；另一家不仅为他做了热气腾腾的饭菜，还把炕上烧得最热的一头让他睡，全家三口人挤在炕的另一头睡，这使17岁的少年感动得直掉泪。

　　陌生人的雪中送炭使金啸峰铭感于心，也影响着他今后的路。他走南闯北与无数人打交道，却从不对陌生人抱有戒心。他卖电信卡经常赊账，每年有上千元不能按时收回来也不后悔，他相信，这世上还是好人多。

　　2004年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在金啸峰卖电信卡的摊旁，来了一群卖报纸的年轻人，为首的小伙子正是孙恒。只听他声音宏亮地说：“为了帮助失学和生活困难的儿童，我们打工艺术团现在义务为大家演出，并进行义卖，把卖报所得收入全部捐给青少年基金会。”随后，他们就在马路边上又弹又唱表演起来。不一会儿就吸引了不少围观者，人们被他们的精神感染着，一边看演出，一边你一份、我一份地买报纸。

　　在以前打工的岁月里，金啸峰总是跟钱打交道，像这样义演义卖的事他在媒体上也看到、听到过，但并不以为然。这天亲眼目睹孙恒他们的所作所为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社会上还是好人多，自己也要为社会做点什么”的想法，当天晚上，他就骑车一个多小时，赶到孙恒的住处，表达自己要和他们一起为打工者义务演唱的心愿。

　　那天后，金啸峰带着一腔热忱加入了艺术团。他的天赋来自于母亲的遗传，一两岁时母亲一边煮着猪食、一边哼着湖南花鼓戏小调的情景金啸峰记忆犹新。小啸峰在母亲的熏陶下，从小就爱唱，上学时还跟信阳文化馆的老师专门学习过。进入打工艺术团后，他这一特长得到充分发挥。

　　金啸峰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在建筑工地给工友们演唱时的情景。那天由于紧张，他感觉自己发挥得并不好，但仍得到了工友们热烈的掌声。他感叹地说：“这些民工兄弟们太缺少文化生活了，他们中很多人一年到头没看过一次演出，没唱过一次卡拉OK，没跳过一次舞，难得有一个看演出的机会。不管你唱得怎样，只要来唱了，他们就特别欢迎。”从那天起，他感到自己要不拿出最好的歌献给这些质朴的民工兄弟，就对不起他们给自己的鼓励和掌声。

　　为了把更好的歌献给工友们，金啸峰从2005年初自掏腰包请了一位专业人士给他上声乐课，每次1小时200元。一些和他一起打工的朋友说：金啸峰，你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连公交车都舍不得乘，多远的路都骑个破自行车去，怎么上艺术课这么大方。他回答说：“我花这么多钱学歌，并不是想成为专业歌手，就是想为工友们唱得更好一点，我就要往这方面去深造、去努力，为他们献上最好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