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周刊·中国西部禁毒调查报告（下）

　　镜头三：草原毒姐妹

　　在去看守所的路上，我问缉毒大队长周军，这些年，在办过的所有贩毒案件中，哪个毒贩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

　　周军脱口而出：红英呗！

　　我问：为什么惟独记住了她？

　　周队长苦笑着说：待会儿，你自己到看守所去见过她之后，感受就来了。典型的靠贩毒脱贫致富的农民。抓住她时，家里搜出两千多克毒品。你说还不该杀头吗？

　　从缉毒民警们嘴里描绘出的红英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女孩，一个从小失去了父亲，跟着母亲要饭长大的女孩，有一天嫁人了。当了妻子的她，很快也做了两个孩子的母亲。母鸡的天性是把小鸡们庇护在自己的翅膀下，这个母亲也不例外，她不仅细心地照料着自己的一双儿女，并且决心要把他们培养成才，培养成才的标准就是儿女们都要上大学。这个母亲的初衷是伟大的。然而，在饱受了贫穷的滋味后，在第一次贩毒意外地获取暴利之后，这位母亲为了自己神圣的目标，开始明目张胆地干起贩毒的勾当。七八年下来，她不仅让自己的小家走上小康之路，而且揽下抚养两个外甥女的重任，贩毒赚来的钱，还让她分别在本地和外乡盖起两座漂亮的小楼。

　　这个女人就是红英。我意识到，从现在起，我采访的每一个“重量级”毒贩，都是明天的死人了。有句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么，红英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呢？

　　通往看守所的路显得有点漫长，因为这天包头市的上空弥漫着厚厚的沙尘，寒风依然包裹着这座草原城市。

　　在经历了两个多小时的等待之后，毒贩红英被批准与我见面。她已经被二审判处死刑，现在处于最高法院的死刑核准阶段。

　　我和红英分别坐在两个屋子里，中间隔着一道钢筋栏杆的窗户。她的一只手臂被铐在钢筋栏杆上。她个头不高，身体瘦瘦的，颧骨很高，尖下巴，牙齿凸在唇外，弱不禁风的外表下透着凶相。整张脸上，眼睛十分有神，只不过不安分地带有一些狡猾的神情。她疑惑地看了我几眼，随即便问：你是哪来的？你要干什么？

　　我淡淡地回答：来看看你。

　　未等我的话说完，她的眼光顿时往我的身后扫去，原来，禁毒大队女教导员谢向丽不放心地跟进来了。红英愤怒地盯着眼前的女警官，首先发话道：“我认识你，你是《法在身边》节目的主持人，他们抓我那天，你也在场，你还打我了。”由于激动，她的身体几乎都挤贴在铁窗上，她伸出一只手臂，如果没有铁栏杆的话，她肯定要一把抓住女警官，撕了她。

　　谢教导员却微笑着一言不发。

　　《法在身边》是包头市电视台和市公安局联合举办的一个普法电视节目，谢教导员在工作之余兼做节目主持人。红英所以记住她，不是因为节目的原因，而是由于她参加了缉捕行动。

　　红英瞪着女警官，在喘粗气。

　　当听说我是北京来的，红英马上作出一副可怜相，说警察抓她的时候踢了她的脚，她的一条腿现在肌肉萎缩了，需要住院治疗。说着说着要动手脱裤子给我看，我急忙制止。她的表情变化很快，裤子还没系好，就抑扬顿挫地一句接一句地喊冤枉，让我给她做主。采访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了。

　　问：你说你冤枉，冤在哪里？

　　答：我只卖了几克毒品，他们却说我卖了很多克，把我的家产全给没收了。我的房子不是毒资，是我的合法所得，做生意挣来的，他们为了立功，诬赖我有很多克海洛因。

　　红英几乎是用气声在说话，一副乞怜的样子。

　　我随意地问着：你们姐妹几人？

　　怕我听不清，她特意伸出三根手指答道：三个，我是老三。

　　我问：你身体怎么样？

　　红英马上诉说：有哮喘病。我的眼睛不好，近视，是有了孩子以后近视的。在进来之前，你知道我有多么胖吗？可是现在我瘦成这样。你去跟他们说说，给我弄点好吃的。我是个快死的人了，我得吃顿好饭。

　　我转移话题，问：听说你对母亲的感情很深？

　　红英现出痛苦的神情，说：母亲拉扯我们不容易。我爸死后，我跟着母亲要饭要了十几年。

　　问：听说你母亲总用一句话教导你们，还记得吗？

　　答：记得。三条路，走中间；做好人，结善缘。我母亲一辈子都是老实人。

　　问：可是你贩卖毒品，背叛了母亲的教导。

　　红英狡辩道：我只是做自己的生意，没有坑害别人。

　　我一字一顿地告诉她：你知道吗，一克海洛因，就可以让一个好端端的人成瘾，最后走上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道路。你贩卖了多少克海洛因，就等于坑害了多少人，怎么能说没有坑害别人呢？

　　红英回避说：我不清楚。

　　我紧追不放地问：不清楚？不可能吧？就算你不清楚这些，那么起码你应该知道这是违法犯罪吧？

　　红英继续狡辩道：我真的不知道这是犯罪。我姐姐先被公安抓住之后，我才知道这是犯罪。

　　问：但是你姐姐出事之后，你依然在贩毒，这又怎么解释？

　　红英理直气壮地说：我为了筹钱救姐姐出来，我求人帮忙，对方说在省里找到了一个司法大官，可能是公安厅的副厅长，也可能是法院的副院长，说是可以救我姐姐出来，需要要钱，我只好把手里的货卖出去换成钱了。

　　问：你贩毒挣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答：我没有挣到钱。

　　问：那么你哪里来的钱买好几套楼房？

　　答：我做生意挣的，倒粮食、香烟、服装，还有卖树林就得了几万元。

　　问：你挺能干的，是你们家族的主心骨？

　　听到我的夸奖，红英顿时面露喜色，她把手心捂在胸口，用神秘的口吻对我悄悄道：你知道吗？我死了不要紧，可是，我的一对儿女都有出息了，他们都上大学了。

　　说着，红英哈哈大笑起来。

　　我问：他们都在读什么大学？

　　红英得意地回答：一个要当检察官了，一个要当医生了……

　　突然，红英吐了一下舌头，自知说漏了嘴，会影响孩子的前程，她马上又摆摆手自言自语：不能说，不能说，说了我儿子就完了。

　　正在这时，禁毒大队队长周军进来了。一见周军，红英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冲动，她厉声大叫道：“周军，是你带人抓的我，我到死也忘不了你！你我前世无冤今世无仇，我明明才卖了两百克毒品，你为了立功，硬说我贩毒两千克，你为什么置我于死地？我求求你高抬贵手，就留一套楼房给我儿子住吧。”

　　周军显然已经习惯了她的歇斯底里，平静地说：“没收你家的非法所得，是法律的规定，当初你在法庭上，怎么不说这些话呢？你说你卖了两百克，我说搜出两千克，咱俩说的都不算，给你量罪的是检察院，法院，谁敢拿法律开玩笑呢？”

　　红英自知无趣，便跳着脚指着周军大骂起来。身上的手铐脚链在铁窗那边发出很大的声响。

　　红英的哭喊惊动了看守人员。我暗示周军，访谈结束。

　　但红英双手死死把住铁栏杆，她不走，固执地向周军要钱：“周军，你搞得我倾家荡产，现在我没有钱花了，你给我钱！”

　　周军不理她。

　　“周军你不仅置我于死地，还判我老公也是死刑，害得我姐姐也判了无期，你让我家破人亡，你是我们家的仇人，我们家两代人都死在你们手里，你给我钱，我没钱花了！你给我呀！”

　　纠缠半天，周军没有办法，只好把衣袋里仅有的一张百元大钞递给她。

　　此时的红英一把夺过钱，用双手捧在面前，两眼放光地仔细验看钞票，大概确认这的确是一张久违了的钞票之后，她才小心翼翼地把钞票攥在一只手里，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这个时候，我似乎听到了这个女人发自灵魂深处的声音：“哈哈，周军，老娘又白花了你的钱！”

　　待红英的背影消失后，我转头看看一脸无可奈何的周军，说，当个缉毒警察真不容易啊，挺受伤害的吧？周军苦笑：这算什么？这一年里，她每见我一次都问我要钱。不给就骂，她分不清公安和法院的职责，把所有的仇恨都记在我的头上。听说，她还偷偷把我做成纸人，在纸人的头上和胸口插上针，每晚在脚下踩，咒我。”

　　红英离开不久，她的姐姐春英被看守人员带到我的面前。她同样是个瘦小的女人，今年57岁了，满脸皱纹，牙齿露在唇外。她看上去比妹妹红英温善一些，也胆怯一些。但有一样，春英一见我面，就追问周军来了没有。

　　我奇怪地问：你找周军有什么事情？

　　她简洁地回答：要钱，我没有钱花了。

　　我问：周军欠你钱？

　　她恨恨地说：当然欠我钱，他把我家的财产、我妹妹家的财产全给没收了！

　　我说：那是法官判的，你怎么不去找法官要？

　　她武断地说：是周军把我抓进来的。就找他要。

　　我问：你认为你妹妹、妹夫是什么样的人？

　　她答：好人，善良之人。你是北京来的，求求你给她申冤，要是你们判他们死刑，我就自杀，我要是不出事，他们就不会被抓。我妹妹是为了我，才被抓进来的，我求你了，别让她死。

　　说着，春英扑通一下跪在地上，我的眼前只剩下一双紧抓住铁栏杆的手。

　　停顿了一会儿，我叫她：我看不见你的脸怎么说话？你起来好好说。

　　叫了几遍，她才起身。那时，她已是泪流满面。我知道她动了真情。就问：你的儿女在干什么？

　　她痛心地说：我的女儿目标是研究生，现在也没有办法考了，在上班。是我把女儿的前程耽误了。

　　我问：怎么耽误的？

　　她答：我要不出事，她可以继续考研究生。

　　我问：其实真正耽误她的，不是你的出事，而是你的贩毒，你清楚这一点吗？

　　她老实地回答：可是我要不贩毒，她什么书都没得念。

　　我试探地问道：你认为自己做错了吗？

　　她点头承认：错是做错了。可是也不至于判得这么重。把我的妹妹和妹夫都判死刑，他们太狠心了。

　　春英开始痛哭。边哭边扭动着身体，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数落，嘴里说着的时候，眼睛一会儿睁开一会儿闭上。那个样子，似乎不像是哭，更像是在唱歌。我对中原一带的风俗习惯比较了解，知道她这是在哭丧。她也很清楚，她的妹妹和妹夫再过两个月就是死人了。

　　我及时劝住了正在哭丧的春英，问了几个小问题，使她平静下来。可是，她一平静下来，又开始寻找周军，索要钱。看来，她和红英一样，把自己所有的人生失败归结到周军抓捕了她们。她们用贩毒积累着个人财富，并把这种财富视为自己人生的全部价值，当这一切都被依法剥夺之后，她们就怀着气急败坏的恼怒，迁怒于周军。

　　走出审讯室，我对周军说：这红英还真是个人物，一个农村妇女靠贩毒竟然供出两个大学生。

　　周军叹口气说：她倒也真不容易。审讯时，听她说了些家世，她的父亲死在劳改农场，当时排行老三的红英只有四岁。她母亲为了不让三个女儿吃苦受虐待，宁肯乞讨维生也不肯改嫁。红英长大后嫁到了河南信阳地区的明岗镇，丈夫是一个农民，在蔬菜队种蔬菜，两人生了一儿一女。

　　和所有为人母的女人一样，红英是希望孩子有大出息的。可是她知道出息是用钱堆出来的，那叫智力投资。可丈夫是一个菜农，能拿出钱来给儿子智力投资吗？自然不能。“我要自己想办法挣钱，一定要把儿子供出去！”可是做什么生意挣钱呢？河南的道口烧鸡还是很有名的，就做道口烧鸡吧。于是她跑到道口那个地方，一天销售几只烧鸡地做起了买卖。烧鸡生意让她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手里有了钱，红英开始觉得这烧鸡生意艰苦、利润不高，决心干大生意挣大钱，就转行改做服装生意，间或的还搞香烟的倒买倒卖。一个乡下妇女，要为城市人提供服装服务，没有很高的文化素质，是很难从服装生意上盈利的。结果滞销积压，红英赔了。于是她又转而做起了倒卖香烟的生意，还是不赚钱。红英的聪明之处在于她灵活，总是不断地变换着挣钱的项目。她又做起了贩卖粮食的生意，这回赚到钱了。不过粮食生意总有一种轰轰烈烈的运作模式，于是招来了强盗的惦记，在一次异地运输的过程中，她被歹徒洗劫了，赔蚀了几万元。这个时候，她的儿子高考传捷报，被一家政法大学录取。四年大学，一笔巨大开销，红英看看自己手上的存款，倒是也够孩子用。不过，红英为孩子设想得很长远，儿子毕业后要结婚，要有楼房，要有汽车，这些还需要一笔更多的钱。自己可不能委屈了孩子，要为他挣钱。可是粮食生意再也不敢做了，就在这时候，一个信息被红英知道了：贩卖毒品最挣钱，几年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红英清楚，国家对贩毒者的刑罚是最严厉的，百万富翁的代价是随时被缉拿被判死刑。想到这些，红英心里有些打怵。不过，一想到能够为儿子积累百万家产，红英的心又活泛起来，在数夜的辗转反侧之后，她终于下定了一个决心：为了儿子，我豁出去了，大不了就是一死，能给儿子留下百万财产，死了也值得！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丈夫。丈夫因为自己不能独立地做任何事情，收入又微不足道，早就形成了对妻子言听计从的习惯，听了妻子的计划，他只说了一句话：“你看中就中！”于是夫妻俩开始贩卖毒品了。

　　我问周大队长：这河南与内蒙古，并非相邻，红英又是怎样把毒品卖到内蒙古来的呢？周大队长说：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一个叫老赵的男人。老赵也是河南的农民，因为嗜赌如命，在村中欠下了倾家荡产也难以偿还的债务。为了逃债，他来到了包头市，租赁了房屋，开一家食杂店维持生活。

　　我问：老赵怎么认识红英的？

　　周大队长说：他们之间的媒介，是阿丽。阿丽是湖北人，丈夫是河南农民，与红英熟悉，这样通过丈夫，阿丽与红英也熟悉了。这阿丽长得挺漂亮，因为不肯守在庄稼院过穷苦日子，就跑到了包头市打工。她没有手机，就常去老赵的食杂店打电话，一来二去，俩人就熟了。老赵一人离家在外，寂寞难耐，于是就对自己年轻十几岁的阿丽垂涎三尺。两人没用多久，就搅在了一起。可是，问题很快出现了，老赵身边多了一个漂亮女人，原本能够维生的食杂店收入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于是，他开始想挣钱的新路子，最后选择了贩毒，只是他还没有拿到毒品的渠道。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阿丽后，这女人兴奋地告诉他：“我倒是认识一个女人，她可能就做这玩命的生意，我给你联系一下。”老赵高兴地直点头：“中，中，中！”就这样，老赵与红英，建立了上下线的关系。几年的光景，两人都发财了。作为暴发户，红英尽可能地给儿女购置了房产，仅在湖北就购置楼房两套。而作为暴发户，老赵则满足着自己的赌徒之瘾……说到这儿，周大队长停顿一会儿，问：你知道这个农民是怎么挥霍钱的吗？

　　我摇摇头说：想不出来。

　　周大队长接着说：他用尿素袋子背了90万元现金去了北京，财大气粗地在王府井饭店包住了一个月。干什么呢？每天就是两件事：赌博和找不同的美女陪着。90万元就这样迅速地在一个月内挥霍得一干二净。

　　我问：看来这红英要比老赵有点“正事”啊？

　　周大队长想了一下说：本质上都是农民。贩毒赚到了钱，红英觉得这是福，就怀着“有福同享”的想法，把姐姐春英发展进来，让姐姐给自己当送货的马仔。她哪里知道，她这是给自己的姐姐在前面挖好了坟坑呢？

　　春英的丈夫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对于歪门邪道一向嗤之以鼻，一听说妻子要去贩毒，极力反对，但是妻子不听他话，气恼之下，他中风瘫痪，躺倒在床。春英是看着妹妹发起来的，她也想脱离苦海。于是，她义无反顾地帮助妹妹送货到包头。结果，这对老姐妹全都是死路一条。

　　尾声：答案直白得可怕

　　在西部，我走访了上百名吸毒者以及他们的家庭，只想探询一个问题：人一旦吸毒，到底能不能戒断？答案是失望的，几乎没人能够戒断。只有少部分人在某个阶段，比如三年或五年，往乐观里说，八年或十年里能够相对戒断。在我调查的过程中，一个吸毒者复吸次数在二十次以上的比比皆是。也就是说，一日吸毒，终身就废了。许多吸毒者因忍受不了戒毒的痛苦，往往选择了自残或自杀的道路。在西部，我不知疲倦地往返于看守所之间，采访了数十名毒贩子，就想弄明白一个话题：他们为什么要贩毒？不知道要杀头吗？答案直白得可怕，一个字，为“钱”！而且，毒贩子中，不管有文化没文化的都懂得一个道理：贩毒50克就要杀头。可是，铤而走险、前仆后继者大有人在。为什么？难道毒贩子真的不怕杀头吗？在看了许多法院审判的重特大贩毒案件后，我瞠目结舌了。几百克甚至上千克贩毒案的涉毒人员，有的被判死缓，有的被判无期，有的十几年，被杀头者竟然不多。

　　在西部，我还心有余悸地走到十几名艾滋病感染者中间，试图想看到他们悔恨的眼泪。然而，他们满脑子都是毒品，根本不可能有眼泪了。我为一个瘦成骷髅状的女艾滋病患者做了近距离的拍摄，她是因吸毒感染的艾滋病，脸部已经溃烂，正在发烧和咳嗽，现在我不知她是否已离世。这一回，我看准了，什么是艾滋病。

　　在西部，最不能令我释怀的是那些在一线奔波的缉毒警察。从零距离接触他们的那一刻起，我才深刻地理解了“警殇”的含义。一名内地的缉毒警察奉命到西部执行卧底任务。毒贩子为了验证卧底人员的身份，强迫卧底警察吞冰毒，为了完成任务，卧底警察毅然吞下。当毒贩子被抓获后，卧底警察被急忙送往医院进行输液。我问另一名参战的缉毒警察对此事有何感想，他直摇头说“太恐怖了。”我又问那个卧底警察会不会因此染上毒瘾？他打了个比喻，“就像我正在抽的这支烟，已经吸入肺里了，你说再到医院输液，能把吸进去的烟清洗出来吗？”我不知道这位警察是谁，我在西部采访时，他刚刚完成任务返回内地，我真想向这位内地警察敬礼，这种付出太沉重了。

　　在西部，我接触的禁毒资料很多，但我不愿意停留在表面资料的数据上，因为它和我自己暗访的数据相差很远。我只知道，在西部共同存在经济发展压倒一切的问题。各级政府不能说不重视禁毒问题，但停留在口头上的多，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多。这些领导其实也知道当地的毒情状况，但由于怕影响经济，怕丢乌纱帽，禁毒力度被人为削弱了。这也许是毒情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吧？

　　后记

　　像我一样不了解毒品者大有人在。我一向以为自己与毒品无缘，因为我的生活态度是做个良民，还因为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那时中国处于成功禁绝了毒品的真空地带，我的青少年时代根本就不认识海洛因是谁，也没有读过史书，那样的环境，使得我内心轻松了许多年。现在看来，那真是一种单纯的幸福。

　　等我跻身社会后，同事多为知识分子和出生入死的警察，即便是生活中的朋友以及更远些的朋友都与毒品无关，那时，谁要是提到毒品二字，总觉得是很遥远很荒诞的事，甚至以为有人蓄意散布谣言。由此我轻率地断定，周边的环境是安全的，也有理由相信我所在的城市、我所走过的地方、我们这个国家都应该是安全的。

　　因为长期处于无毒的环境，我对毒品缺乏认识，我想，像我一样不了解毒品的人应该大有人在。某省厅刑侦总队队长调到禁毒总队之初就以为，禁毒部门能有什么事？可是，在他上任当天，一位县长就焦急地打电话来说，儿子失踪两天了，让帮着找人。到了晚上，那位县长又打来电话，说儿子找到了，因为吸毒过量死在一个公共厕所里。总队长问那位县长，知道孩子吸毒的事吗？县长痛苦地摇头说，真的不知道。现在回想起来，才知，从一两年前开始，家里时常出现丢钱的事，孩子母亲的首饰也常常莫名其妙地不见了。三年前，我也曾问某省公安厅的厅长，现在哪个处室工作轻松些？那位厅长不假思索地回答说：禁毒啊。连一个堂堂的厅长都是这个认识，我更有理由盲目地相信，涉毒人员于社会来说只是很少一部分人，对我们国家来说，也是一件小事。然而，这次西部之行，不仅击碎了我的想当然，而且给我补了一堂深刻认识毒品乃至艾滋病的教育课。用肉眼看到事实的真相是很残忍的，这令我一遍遍回味鲁迅说过的一句话———“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事物打碎了给人看”。两个月的西部之行，所见所闻对我是一种精神上的摧残，我宁愿没有去过西部，而保留对西部的美好向往。

　　我在游走了西部的包头、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陕西、宁夏、甘肃、新疆10省、市、自治区后发现，吸贩毒者竟然绝大多数是贫穷的农民。在我采访的几百名吸毒者中，农民占85％；在我零距离接触的几十名毒贩子中，农民占75％，吸贩毒行为几乎等于贫穷的农民！联合国国际麻醉品控制局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毒品生产不但不能让穷国致富，反而会阻碍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让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越来越贫穷。报告警告说，如果以为生产毒品能让国家变富，这是一个“危险的神话”。国际麻醉品控制局成员赖纳·施密特在发布报告时指出，通常来说，只有1％的毒品生产收益留在毒品的发源国，大部分的钱是在毒品分销过程中产生的，而这些钱都留给了发达国家。

　　在看过太多的因涉毒而导致的人间悲剧后，触动是不言而喻的，“触目惊心”可以概括我整个西部之行的感受。也许我给读者展示的是一个有病毒的西部，然而我不是悲观的。因为在西部，我们数以万计的英雄的缉毒警察们正在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践行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神圣职责。同时，部分吸毒者不仅自己努力脱毒，而且义务帮助周围的吸毒人员也步入脱毒的尝试中。我还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由民间发起的“戒毒志愿者”队伍，成为戒毒者温暖的安慰。更让我振奋的是，在西部，大多数政府部门都行动起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的态度和投入程度，决定着这场旷日持久、艰苦卓绝的禁毒战役的胜负。许多毒品重灾区，经过政府的整治，正在向无毒社区靠拢。（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