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人“消失”的追问

　　6月初，鲍宇第N次坐上开往北京的汽车去讨说法。鲍宇和他的两个同事，是一起审计大案的举报人，在举报过程中历尽艰险。目前案件已查实，鲍宇为国家挽回了上亿元的损失，有关部门也肯定了他们的行为，但鲍宇却不认为事情已经了结。从2004年底到现在，鲍宇和另外两名举报人一直奔波往返于锦州、沈阳、北京、上海之间，执著地追求他们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应该拥有的“隐姓埋名的生活”（6月21日《中国青年报》）。

　　别说为国家挽回了上亿元的损失，就算是上万元的损失，只要确实存在着潜在的危险，要求政府帮他们“消失”也绝对不过分。但在这里先不说潜在的危险是不是真的存在，仅仅是怎么消失就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鲍宇称，他选择在北京消失，首先因为北京是首都，他认为是全国最安全的地方。其次，北京有上千万人，人口密集，突然多了他们隐姓埋名的几家人，也是神不知鬼不觉。再有，北京交通方便，回锦州坐车只要几个小时，他可以经常回去看望80多岁的老母亲。

　　鲍宇的理由十分合理，但不管是北京还是上海，要办理几家人的户口迁移就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觉，而且他们的要求也很容易暴露其身份。报道中说，鲍宇还要求，如果单位确实考虑对他们进行异地安置，就必须确保做好保密工作，还有，异地安置后的工作、生活、学习状况，要与现在相当。上级单位做好保密工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如果还想在本系统内工作下去的话，想做到彻底保密就几乎没有什么可能性了。

　　为保证举报人的安全，使之背井离乡实在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但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不应该是要求政府部门帮助他们“消失”，而是应该由政府部门提供机会让他们选择如何“消失”。比方可以对几位举报人进行一次性的奖励，而且这个奖励要足以让他们在不降低目前生活水平的条件下到另一个地方去开始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