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与现代中国民主、科学精神的生成

　　张宝明

　　就民主、科学精神在中国近代兴起的史实而言，《新青年》杂志并非始作俑者。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启蒙思想家就有不同程度的论述。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对民主、科学的思想也有深刻的认识，但真正将其作为一对相辅相成的思想观念系统介绍到中国，并对20世纪中国乃至今天的现代性演进起着举足轻重影响的文化

载体，还是要数《新青年》。在《新青年》即将迎来90周年诞辰之际，我们更多想到的也是它作为一个文化传媒整合并凝练出的两个现代性关键词：“民主”与“科学”。

　　科学与人权并重

　　1915年9月，当《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时，主编陈独秀就在创刊号的首篇《敬告青年》中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车的两轮，鸟的双翼”是陈独秀和李大钊等《新青年》知识同仁使用最多的比喻。在他们那里，一旦两种事物难分伯仲、合则两美、离则两伤时，就会以这样的比喻来诠释其互动的重要性。

　　“科学”，在近代以来多以“格致”名之；“人权”则是后来《新青年》上言必称的“民主”。随着国人对这两个关键词的认识以及“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对它们的顶礼膜拜，它们后来又分别被“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雅号所取代。应该说，《新青年》同仁之所以对“科学”与“民主”及其关系如此看重，主要还是它们有着对中西文明发展史的深刻体认。在“新青年”同仁那里，西方近代文明的发生与发展或是说现代性的演进，都是“科学”基础上的产物，而“人权”观念的落实也是科学观念的具体体现。《敬告青年》中的表述十分明了：“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像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像而无科学。宗教、美文，皆想像时代之产物。”这表明，作为主编的陈独秀，将艺术、人文、宗教乃至心理学等学科都打入非科学的冷宫。这一点从他后期对“科学”的认识中也可窥见一斑。1921年6月1日，当广东读者皆平来信讨论“科学思想”时，他在回信中对空泛的旧文学、哲学提出了质疑，而且表示要以纯粹“事实”论证的态度痛改前非：“说到科学思想，实在是一件悲观的事！我们中国人底脑子被几千年底文学哲学闹得发昏，此时简直可以说没有科学的头脑和兴趣了。平常人不用说，就是习科学的人只是书架上放了几本科学书，书房里书桌上很少陈设着化学药品或机械工具，无论什么学校里都是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底功课占了最大部分，出版界更是不用说了。更进一步说，不但中国，合全世界说，现在只应该专门研究科学，已经不是空谈哲学的时代了。西洋自苏格拉底以至杜威、罗素，印度自邬婆尼沙陀六师以至达哥尔，中国自老聃孔丘以至康有为章炳麟，都是胡说乱讲，都是过去的梦话，今后我们对于学术思想的责任，只应该把人事物质一样一样地分析出不可动摇的事实来，我以为这就是科学，也可以说是哲学；若离开人事物质底分析而空谈什么形而上的哲学，想用这种玄杳的速成法来解决什么宙宇人生问题，简直是过去的迷梦，我们快醒了！试问人事物质而外，还有什么宇宙人生？”（《通信》，《新青年》9卷2号，1921年6月1日）讲“事实”、拿“证据”，这就是“科学”；否则就是“虚妄”。《新青年》主编的脑子全然被“唯物”的观念所征服。

　　值得注意的是，《新青年》的主编没有偏离“科学”与“民主”的关系，他和同仁把“科学”发展和“民主”（“人权”）观念同样列入“近代文明”的武库中。在他看来，“人权”（民主）乃是对封建专制壁垒而言的，价值趋向以“自由、平等、独立”为大原。“人权”还是一种分权的“契约”关系，他在翻译法人薛纽伯的《现代文明史》时就体悟到这一思想的真谛（《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15日），而且认识到封建制度下的“尊卑”、“贵贱”、“阶级”都是缺乏科学观念的产物（《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卷6号，1916年2月15日）。于是，对近代文明或说西方现代性的推崇演化成了对以法兰西为主体的“三事”整合：“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我们看到，所谓“人权”就是被直译为“德先生”的“民主”；所谓“生物进化论”则属于“赛先生”畛域的“科学”。而在此基础上的整合则是一种基于科学观念上的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社会主义”正是“新青年派”主流文化群体设计的现代性演进的科学理念。尽管当时“新青年派”知识群体的学术资源、知识背景、思想路径、价值趋向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但在铺垫“科学”与“民主”的底色上却并行不悖。无论是激进的陈独秀、李大钊，还是相对中立的蔡元培、鲁迅，抑或温和的胡适、周作人，他们都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到来“狠打了几次硬仗”（鲁迅语）。

　　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迷信”让位于“科学”，“专制”让位于“民主”，这是《新青年》知识群体共同的心声。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新青年》同仁可以在谈与不谈政治的问题上进行喋喋不休的争论，也可以在“标点符号”、“直排横行”问题上各执一词，甚至在最后关头由于经济利益的因素在“金牌杂志”的北上与南下问题上闹得不欢而散，但在维护“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尊严这一点上却是义无反顾、共执一词。对此，我们还可从他们两次言不由衷的“联袂”与“分手”中找到历史的印记。

　　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7卷1号出版，这是陈独秀“五四运动”出狱后视事所做的第一件事。其实这时的“新青年派”同仁由于学术资源和理想信念的不同，分道扬镳的“事实”已是木已成舟。只是在李大钊的劝说下，陈独秀为了尽量团结同仁“朝着一个方向上走”，以集体力量的配合实现舆论的辐射力和穿透力，决意重整原有的“旗鼓”，于是发表了“代表”公同意见的“宣言”：“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白宣布。就是后来加入的社员，也公同担负此次宣言的责任。”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一贯“自由”发表言论的同仁突然宣布一个近于“纪律”的“公同意见”，多少让人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这无异于不打自招，《新青年》同仁团体行动的时代大势已去。包罗万象的“宣言”不是整合人心的良方，除却“科学”和“权利”的词汇能够作为公同的指针外，其他诸如陈独秀所说的“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等都是言不由衷的表态，而且所“反对的”和所“主张的”也都是没有着落的空话（《本志宣言》，《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1日）。这从同卷的两篇各立山头的文章也不难发现蛛丝马迹。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与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是两篇带有总结性、指导性、纲领性的文字。他们将各自要走的道路———英美的渐进改良路径（自由主义）和法俄的激进革命路径（社会主义）———进行了规划性的描述。但即便如此，关于“科学”和“民主”的执著，在双方的现代性路径选择中仍然清晰可见。

　　1919年1月15日，鉴于社会上的重压纷至沓来，主编起草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发表在《新青年》上。其中的陈词不止是慷慨，简直是义愤：“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最后，主编牵头代表杂志社同仁的誓言更是透出真诚：“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新青年》6卷1号）认定后的执著，执著后的坚定，这是一代知识先驱掷地有声的承诺，更是日后中国现代性演进的精神基石。新文化运动高潮之后，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与答辩书中关于“科学”精神和“人的运动”（“人权”）之内涵一脉相承；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的总结虽然别有“意义”，但在大是大非的“科学”和“民主”原则问题上却不曾出现偏差，而且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近来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解释‘新思潮’的文章。我读了这几篇文章，觉得他们所举出的新思潮的性质，或太琐碎，或太拢统，不能算作新思潮运动的真确解释，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即如包世杰先生的《新思潮是什么》一篇长文，列举新思潮的内容，何尝不详细？但是他究竟不会使我们明白那种种新思潮的共同意义是什么。比较最简单的解释要算我的朋友陈独秀先生所举出的《新青年》两大罪案———其实就是新思潮的两罪大案———一是拥护德莫克拉四先生（民治主义），一是拥护赛因斯先生（科学）。陈先生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1日）

　　1921年后，陈独秀与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新青年》也成为中共的机关刊物；而胡适们则另办《努力周报》宣传自己的主张。这时他们已经由合作走向分手以至对立，但在不同的“政治主张”背后，“科学”和“民主”仍是中国两个基本思想派别的共同精神底色和理想诉求。

　　回眸《新青年》的意义

　　自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号的《社告》和《敬告青年》宣布办刊宗旨，到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的《本志宣言》，再到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杂志成为一年四期的季刊之后发表《新青年之新宣言》，杂志虽然历经磨难，但追求“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可谓矢志不改。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以学问家和革命家的双重身份从事着“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两件事”（陈独秀：《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新青年》9卷1号，1921年5月1日），代表了先进知识分子在动荡不安中寻找着中国现代性的道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科学”和“民主”之外，“新宣言”又将“革命”性进一步彰显，这预示着学问家将向革命家倾斜，文化运动将走向深入的、实际的社会运动。

　　在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上回眸《新青年》，可以看到“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对20世纪中国以“民主”、“科学”为龙头的现代性发生了久远的影响，直到今天仍不失其思想的辐射力。其“民主”、“科学”、思想解放、张扬个性的话语贯穿了历史的时空。（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