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兰英 文
抗美援朝时，巴金为何两次赴朝采访？新近出版的《生命的开花——巴金研究集刊卷一》首次发表“丁玲致巴金信”，解开了这一历史之谜。
丁玲的信有两封。第一封写于1952年1月7日。信的主要内容如下：“巴金同志：这封
信要写要写地拖了许久了。我自从整风以来就想着怎样能抽出一批能创作的同志去进行生活与创作。这种思想也同乔木同志所给我们的指示是一样的。现在准备调集一批人去朝鲜、工厂。曹禺也尽力把他拖出行政的岗位，艾芜也是这样。同时我也希望你能摆脱一些事务工作而专致力于创作。你过去的作品，虽说在思想上还有所不够，但却是有热情的，和感人的，我以为你如果能获得些新生活，对群众的感情有些新体会，那是可以写出新鲜的作品来的，这是我们今天人民和国家所需要的……
第二封信写于这年的5月11日。这时，巴金已经赴朝。据巴金研究者周立民考证，丁玲其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文艺报》主编。1951年11月24日，胡乔木在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有一个题为“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演讲。胡乔木认为当前文艺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因此，首要任务是进行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丁玲信中“这种思想也同乔木同志所给我们的指示是一样的”，说的便是这一背景。在此以前，应该说巴金是一位自由作家和出版家。新中国成立，巴金一方面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一方面又急迫地想“改造思想”，融入新生活。他在赴朝前给妻子萧珊的信中写道：“我想还是去朝鲜好，可以锻炼一下，对自己改造也有帮助。”因此，可以说因了主观与客观的两种要求，巴金的生命旅程中有了这两次赴朝的经历。
身为“中国文联朝鲜战地访问团团长”，巴金第一次入朝是在1952年3月至10月，第二次是1953年8月至1954年1月。在朝鲜，巴金撰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
周立民认为，两次入朝是巴金后半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是一个自由作家与一个新政权相互磨合、相互协调的一个重要标志，具体到巴金个人而言，两次入朝使得他的生活方式、写作方式发生了彻底改变。（《文汇报》6.9）（来源：文摘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