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号烈属:“特别党员”的抗战背影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27日08:31 沈阳今报

　　首席记者董永君特派记者常青盛

　　核心提示

　　东北，曾是中国抗日救亡血与火的“罗生门”。60多年，当人们以记忆的长镜头遥望那烽火的天边，在外侮硝烟的背面，众多爱国志士的心头一片阴霾……

　　在中华民族经历了那场救亡图存的战争后，“新中国1号烈属证”成为那段历史的一个片段，将抗战烈士辽宁人丛德滋定格。这张由毛泽东亲自签署的烈属证如今成为丛德滋女儿丛丹追寻父亲背影的一个线索。

　　逃亡狂奔路上，汽车里的十几个年轻人焦躁不安，眼看追捕他们的汽车就要追上来。

　　“大家下车躲躲，我和司机留下！”司机一脚刹车，汽车随即熄了火。刚刚坐在副驾驶位置的高克明装作修车，当他用余光看见包括母子3人在内的所有人钻进树丛之后，悬着的心才放下。

　　秘密营救新中国1号烈属逃生

　　这是发生在63年前兰州华家岭一次真实逃亡中最惊险的一幕。此前，王竹青母女在兰州不断变更住所与敌周旋。这次是在谢觉哉、伍修权的指挥下，由高克明执行护送王竹青等人撤离兰州的秘密任务。

　　“母亲带着我们在华家岭躲了十多天，在确信摆脱跟踪后，我们才辗转逃到陕西。”63年后的今天，今报找到了这次逃亡中的一位主角———丛丹。

　　丛丹如今已年近古稀，现居住在兰州，是当地著名的诗人。通过电话，丛丹接受了今报的采访。丛丹回想着由母亲讲述的那段逃亡经历时，脑袋里一遍遍地过着电影……

　　逃亡时只有3岁的丛丹不可能想到，在全国解放以后，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打听到他们还在兰州后，亲自写信给王竹青，叮嘱给孩子们拍一张照片寄给他。

　　1951年元月，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共和国“第00001号烈属证”，中央人民政府将其颁发给了丛德滋的遗属。

　　几乎是从半个世纪前，依照伍修权、孙作宾、宋黎、郭维诚、王定国等老前辈的嘱咐，丛丹开始收集父亲丛德滋的遗物和资料。从那些丛丹收集现已交到博物馆、纪念馆等处的影像、文字资料里，丛丹渐渐地勾勒出在那段沉重历史背景下父亲的背影。

　　历史不像诗歌那样模糊着营造意境，却更像是一部新浪潮电影，一任记忆的长镜头近乎无情地摆在时空的角落里，遥望烽火天边，打开中国抗日救亡血与火的“罗生门”。

　　离乡入狱“剿共”军中“共党嫌疑”

　　历史中的人物，才是“电影”的主角。1928年秋，从辽宁凤城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毕业的丛德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史地专科。开学前1个多月，张学良兼任东北大学校长。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在蒋介石的指令下，几十万东北军一枪未放撤入关内。东北大片富饶土地沦陷。1932年，东北大学在北平复课，丛德滋也告别家人，前往北平，直到他于1942年牺牲，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1933年3月，热河不战而弃。全国愤怒谴责“不抵抗”政策，张学良被迫辞职，于4月11日出国到欧洲“考察”。为了利用东北军“剿共”，9个月后的1934年1月，蒋介石电召张学良回国。

　　在张学良出国期间，丛德滋毕业，到东北军“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工作，当时军衔是中尉。1934年，全国要求抗日的呼声不断高涨，蒋介石却将东北军逐步从华北一带调往鄂豫皖“围剿”红军的内战前线。

　　此后，丛德滋写文稿发表在进步人士开办的报纸上。这引起了安插在政训处内部的国民党亲信分子的注意。这年6月17日，丛德滋在“共党嫌疑”的罪名下被羁押，直到9月3日张学良才知道，随即命令释放。此后，丛德滋当上了张学良的机要秘书。

　　爱国怀乡初试“尺幅千里”之志

　　现侨居于美国佛罗里达州，曾与丛德滋共事的一位叫李秋生的先生，在亲笔写给丛丹的信中附带了一篇《忆丛德滋兄》的文章。

　　据李秋生回忆，李与丛德滋一同在武汉行营供职，顶头上司是黎天才。一天下午，张学良拿来一本10行纸簿对李秋生几个人说：“看这人有多么自负！”原来是丛德滋所写的工作日记。张学良在翻阅时，发现一句“画山水一幅，有尺幅千里之概”的感言。“这个年轻人未免有些狂妄——‘尺幅千里’是国画的最高境界，岂是一位初出校门的青年所能达到的造诣？”李秋生在文章中写道。

　　好在张学良爱护青年，对于丛德滋不但没有深责，反而对他的才华加以称赞。

　　10月初，西安成立‘西北剿共总司令部’，张学良任代总司令，武汉行营取消，张学良的部队都调往陕西一带。张学良随即命丛德滋充任总部办公室秘书，主要替张学良负责机要工作。

　　丛德滋和另几位同事住在西安卢进巷路东一所民房院内的楼房。这期间，张学良每月至少都来一次，有时还邀请丛德滋到他住的公馆吃饭。“汉卿先生对丛德滋很器重，说他为人正直热情，具有强烈的爱国与怀乡感情与抱负，学问和思想均有过人之处，笔头儿也很不错，在同事中人缘又好。对他十分信任。”李秋生说。

　　“三位一体”抗日背后的舆论阵地

　　1936年3月，政训处创办月刊《西北响导》，丛德滋任主编。该刊以研讨对日问题为重心，宣传反对内战团结抗日主张，此刊向东北、西北全军及随军家属广泛发行。

　　张学良对《西北响导》的编写非常关注。一次，一位东北军下级军官一篇《致西北响导编辑部的信》，讲述了他对“剿共”没信心，要求打回东北老家去。丛德滋把这封信发表了。可是，文章刊出不到一天便被国民党亲信发现，将全部刊物收回。过了两天，张学良看到了这期报纸，他在报纸上划上红蓝铅笔记号后派人送到编辑部，暗示这类文章应送更进步的报纸登载。

　　此时，中共中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6月18日，东北军创办《西京民报》，丛德滋任编辑，主编是张学良的侄子张兆麟。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政训处改为政治处，丛德滋参加政治处工作，“西北剿总”撤销，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随即成立，丛德滋在“三位一体”（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的指挥机构任常委。

　　西安事变当日凌晨，军委会便接管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同时拘捕西安日报社社长丁履进，派丛德滋接管了西安日报社，《西安日报》改名为《解放日报》，13日，《解放日报》以崭新的内容出刊。

　　“要好好宣传西北的群众抗日运动，因为那是发生西安事变的基础；如果不是有广泛的群众抗日运动这个基础，西安事变就好像是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了。”丛德滋聆听周恩来对于《解放日报》的指示，并在《解放日报》的编辑中坚持贯彻。

　　烈士遗志“特别党员”的最后时刻

　　1937年初，张学良被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扣押后，国民党军队进驻西安接防。《解放日报》随即于2月10日停刊，共出56期。丛德滋的文章已成为重要文献，大多珍藏在国家革命历史博物馆；《解放日报》合订本也成为国宝级的孤本文献，为今天研究西安事变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在中国报刊史上也具有特殊地位。

　　“家居辽东，却做了西州客，我希望父亲的遗物有朝一日能回到家乡……”接受今报采访时，丛丹先生转述了母亲王竹青的想法，将丛德滋余下的珍贵资料转到辽宁。

　　1937年5月，丛德滋随东北军离开西安到达州，后又随军撤到蚌埠及江苏淮阴。东北军解散，丛德滋在北平、上海、南京等地流落。

　　他向当时还是其未婚妻的王竹青赠送的一张照片背面追述了这段往事：“自离校后，从未摄影，辗转国内，万里而遥……国事日非，外侮日亟，极目前途，葛胜枨触，对兹须眉，诚堪愧汗矣！”这段记述，成为国难当下的丛德滋以及东北军中爱国志士要求停止内战收复失地的一个精神缩影。

　　“七七”事变以后，丛德滋到山西从事救亡工作，在八路军总部与邓小平、杨立三共事，并任八路军115师团级文职干部。

　　1938年2月，丛德滋创办了民众通讯社并亲任社长。通讯社团结了一大批文化界进步人士。1938年秋，经谢觉哉和伍修权介绍，中共中央直接批准丛德滋为中共特别党员，任命为中央军委情报部甘肃特派员。

　　在谢觉哉的安排下，丛德滋打入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任政治部主任曾扩清的秘书。

　　1940年春，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形势严峻。1941年1月20日，丛德滋被秘密逮捕，投入兰州河北大沙沟秘密监狱。党组织和谢觉哉、伍修权等领导同志多方组织营救，未获成功。1942年4月19日，丛德滋同志在狱中被毒害，年仅32岁。

　　丛德滋牺牲后，敌人欲加害他的家属。王竹青，这个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文学系，后来投身革命的山西才女，带着丛丹和1岁多的儿子丛甘开始了逃亡之路，于是出现本文开头的那一幕。（感谢东北大学校史办马红岩、王国钧、关崇明、金蕴芳教授及丹东市档案馆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