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偷渡镇”俨然一个“小联合国”

　　一次不成功的偷渡

　　父母在遥远的法兰西，阿勇每天都在默算距离

　　阿勇喜欢在七都岛通往温州市区的大桥下玩耍。他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父母在遥远的法兰西。他是父母离开七都岛之前生下的孩子，父母跟着同乡人搭乘一艘货船离开时，他只

有3岁。

　　“法兰西在哪里？距离七都岛有多远呢？”阿勇说，法兰西在欧洲，从温州搭乘飞机1个多小时转到广州或者上海，也可以是北京，然后再搭乘飞机10个小时左右。这是阿勇在心底默算了无数次的时空距离，通过正常的签证合法到达的路途。但在2003年冬天，阿勇却有过一次不成功的偷渡法兰西漫长的经历。

　　父母离开七都岛之后再没有回来过，“前年秋天，他爸爸打电话来说，想让孩子出去。”阿勇的爷爷说。

　　让孩子出去不是难事，对于见惯了把孩子送出去的七都岛人来说，这只是一个寻找到蛇头就基本妥当的事情，而蛇头，在温州的市区，抑或任何一个乡镇上，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

　　2003年11月，阿勇被交到蛇头手上时，他发现已经有几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孩子在一个房子里等着他了。“我们先是被带到了昆明，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其他的孩子在这里已经呆了很久了。”阿勇回忆说，后来，有人开车把他和其他孩子一起接走了。车子向西南开去，“走了一个白天，直到深夜才停下来不走了。”

　　阿勇等孩子在几个蛇头的指挥下，匆忙吃了一些东西，“那天唯一的一顿饭”。“我们又被车子拉到一个山下，大人让我们自己爬山。”数个小时的艰难山路之后，他们又开始长达多个小时的汽车颠簸。

　　第二天上午，阿勇等孩子被带到的已经是泰国边境的一个小城了。“在那里又住了好几天，被送来的孩子越来越多。”一些口音跟阿勇不一样的孩子也在加入到这个队伍。每天，都有新的孩子加入，每天也都有孩子被带走踏上新的路途。“头天晚上，一个人对我说天一亮就带我走。”但是第二天，阿勇未能继续前行，警方发现了这个中国偷渡孩子隐藏的地点。

　　500多少年偷渡法国大部分孩子居留了下来，因为他们未成年

　　阿勇的父母未能在法兰西等到10年未曾谋面的孩子，还因此损失了1万元的前期偷渡费用。然而，有不计其数像阿勇这样的孩子通过各种路径到达法国，或者与父母团聚，或者向法国的警察自首，被送到儿童抚育机构。也有很多孩子不能获得身份，只能在法国非法居留。

　　5月30日，法国“无疆界教育网”（RESF）组织的一批教师和学生，走上了巴黎街头，声援无证者中学生，防止在即将到来的假期中，因无人照顾他们而被赶出学校。

　　马恩省一所国际语言与运动学校向中国温州的大量少年发出邀请，持签证合法进入法国，并以实习期间将前往瑞士为由，申请到了多次出入境签证。但是，从2000年开始，数量众多的温州孩子通过此途径进入到法国之后，并没有进入到这所学校读书，而是找到了法院和警察局，寻求进入到法国未成年人接待机构，期望成年后申请加入法国籍。

　　“只有少部分的孩子在案发后被遣返回了温州，大部分孩子居留了下来，因为他们未成年。按照法国的法律和宽容仁厚的法国人的性格，孩子是应该到援助部门接受教育的。

　　博士导演惊天偷渡这名超级蛇头策划了5次以留学为名义的偷渡

　　500少年偷渡案在中国的被告人于去年9月被判无期徒刑。案犯李钟洵是一名在法国学有所成的医学博士。这位高智商蛇头经过5次大规模策划，组织了541名温州少年以留学的名义偷渡，294人成功出境并滞留法国。

　　1986年，李钟洵前往法国谋生，虽然身为医学博士，但却无法获得医生从业资格，日子过得异常清苦。2000年，李钟洵通过妻子认识了一名来自温州的商人戴维光。二人合伙在巴黎创办了一家名叫中法文化交流中心的有限公司，从事中法教育、社会、经济文化交流，本意为留法的中国学生提供移民帮助的第一笔生意让李钟洵大失所望，之后，真正的文化交流业务也没有开展。

　　这时，李钟洵认识了马恩省一所国际语言与运动中心学校的校长吉·赛内。他告诉赛内，他可以组织一批中国留学生来参加夏令营活动，但赛内要保证学生可以拿到签证。吉·赛内答应了他并出具了相关证明。

　　戴维光的一个朋友周某多年来往于温州和意大利之间，戴便委托周物色愿意出钱偷渡到欧洲的人员。李钟洵在法国的华人圈里放言：“有办法帮中国的侨眷通过正当途径让他们的家人出国。”

　　第一次，由于各种虚假证明准备充分，李钟洵顺利从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拿到了出入境证件，21名来自丽岙镇的中学生于2000年7月22日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踏上了偷渡之旅。出境后，这些学生滞留法国和意大利。李钟洵一个人从这次冒险之旅中赚取了60多万人民币。

　　2001年6月9日，李钟洵又组织了一批学生偷渡，这次是83人，名头仍然是夏令营，从浦东出境。近一个月之后，他又组织了73名学生以同样的名义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境。这两次，李钟洵赚进了至少1000万元人民币。2002年6月5日，警方截留的233名学生是李钟洵组织的第五次偷渡行动，一星期后，李在上海被警方抓获。

　　仅三成学生参加高考玉壶中学的另外七成高中毕业生选择等待出国

　　“隔不了几天，总能发现学校少了几个学生。”温州市瓯海区丽岙镇一所中学的老师说，“不用问，他们肯定偷渡走了。”碰到这种事情，老师往往不会深究，他们已经习惯了一个学生的突然离开，“那或许不是坏事，孩子不通过考试升学找到了出路。”所以，不仅仅阿勇一个学生不关心来年的升学考试，即便那些正在考场上的学生，也未必把考试当成多么重要的事情。像阿勇这样的孩子，迟早是要走的。

　　2005年的高考，玉壶中学爆出了新闻，200多名高中毕业生，只有三成参加了考试，而另外的七成则选择了等待签证出国打工之路，一夜之间，玉壶中学因此成名。

　　其实，毕业生放弃高考在玉壶中学已经不是新鲜事。“高一时一个班级还有30多名学生，而到了高三只剩下了六七名。”玉壶中学周副校长向前来打探情况的媒体记者说，最终被录取的只有3个，而今年参加高考的58名考生当中，能被高校录取的不会在多数。

　　太多的例子鼓舞着玉壶中学的学生。玉壶镇现在的常住人口在11000人左右，但在国外谋生的玉壶人却有23000人，遍布欧美10多个国家，几乎每一个玉壶中学的学生都有“海外关系”。安娜是玉壶中学学生年龄相仿的新榜样。她10岁便离开了玉壶镇到了意大利，如今，已经是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和一个温州年轻人艳羡的意大利国籍。

　　校长胡绍亮很赞成部分学生放弃升学选择出国。为此，从今年开始，玉壶中学为了帮助学生去意大利做工，高薪从大连聘请了一位意大利语老师给学生授课，学生对意大利语的学习热情也很高。

　　“到国外去！到欧洲去！”这是许多来自温州乡下少年伟大的梦想，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合法的签证等着他。“温州籍居民已经很难获得前往欧美国家的签证，因为很多人去过之后，随手就扔掉护照消失了。”温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的一位警员说，“从海上走，或者选择陆上走，空中飞，总之，他们要走出去。”

　　丽岙镇是“小联合国”在这里接受教育的有10多个国家国籍的温州孩子

　　两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正在院子里玩耍，旁边站着他们的奶奶。记者无法跟他们交流，60多岁的张阿婆听不懂普通话，而她的两个孙子却是讲意大利语的，经过记者的向导的沟通，得知两个孩子半年前从意大利回来。

　　“他们的父母都在意大利，孩子送回来读书。”张阿婆说，孩子是意大利国籍，“村子里很多孩子都是这样，在外国出生的，送回来跟爷爷奶奶生活。”两个小男孩听奶奶跟外人说话，凑了过来，可能听出是在说与他们有关的事情，一个小男孩开口说：“意大利，意大利，罗马。”他们拿出书包，掏出一本书，书名是《话说温州》。“知道北京吗？”记者低头问两个开心的孩子，“北京？”他们摇摇头，北京似乎对他们来说很陌生。

　　“针对从国外回来读书的这些孩子，温州的学校给他们提供的是乡土教材，让他们知道自己家乡的历史、文化，增加对祖籍地的感情。”一位当地的老师说，有的学校专门设了回国孩子的班级，“他们有国内孩子不一样的思维，语言、生活方式都与本土的同宗孩子不一样了。”比如，每个星期，学校甚至要用巴士把这些孩子拉到温州市区的麦当劳、肯德基，或者其他西式的餐厅享用一次，“如果不，他们会向我们提出反对意见”。

　　张阿婆和两孙子所在的瓯海区丽岙镇后中村，中青年人大都去了意大利，“出不去会被人笑话的”。通过蛇头，偷渡出去的代价是10多万元，“如果是孩子，就很贵，是25万元左右”。

　　后中村是丽岙镇一个普通的村子，2004年9月，一个姓左的妇女因为带领14名少年取道泰国偷渡欧洲而被判刑。“村子里姓左的人家很多，那些孩子的父母在国外，都想把在国内已经长到10多岁的孩子带出去，一般会采取偷渡的办法。”张阿婆说，即便第一次没有偷渡成功，谁也不会说的，“我们也不会去问，不打听，偷渡不成功在这里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一次不成，他们会第二次，第三次，直到进入到欧洲的一个国家为止。

　　丽岙镇是一个“小联合国”。从进镇的公路一直向西驱车前行，两边是村庄，每个村庄里一半多的人到了国外。“泊岙村1000多口人中，只有480来人在村里了。”泊岙村支部书记丁先生说，这些年，在国外养育了下一代的人陆续把孩子送回国内接受汉语教育，如果把这些孩子集中起来，会有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英国、德国等10多个国家国籍的孩子，俨然一个“小联合国”。

　　孩子偷渡可钻“空子”按法国法律，这些孩子18岁后很可能获得法国国籍

　　温州的偷渡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末期，形成了第三波偷渡潮。到了21世纪之后，有意偷渡的成年人已经基本上走出去了。“警方的打击也在加大，成年人目标明显，已经不易偷渡出境。”温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介绍说，“那些蛇头便把未成年人当成了目标。”

　　在上世纪90年代偷渡出去的年轻人中，很多遗留了孩子在国内，无法跟随合法旅居国外，家长都希望能够把孩子弄到国外去，但通过正道把孩子接出去无疑难于登天，可以用的办法是重走父辈走过的老路。那些身在国内自己没能出去的家长，大都在年轻时与那些走了出去的同乡人有过一个共同的梦想，但毕竟自己已经无法实现，就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他们至少有两个理由可以放心让孩子出去：小孩的语言接受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强，到国外去比较容易融入当地社会；小孩偷渡不易被发现，即使抓住了也因为是未成年人可以免于处罚，还会得到很好的照顾。

　　“那些蛇头将孩子偷渡到法国，通常会直接将他们领到政府的移民接待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或警察局门口。法国的法律是不能驱逐未成年人的，如果这些孩子被有关的福利机构收容，18岁以后便可获得法国国籍。”孩子的家长正是看中了法国等有关国家法律的这个“空子”可钻，旅居巴黎的华人武先生说，根据法国前社会党执政期间颁布的法律，凡是取得法国籍的外国人，他们的父母也可获得合法身份。“那么，一些孩子的父母会在孩子拿到身份证件之后露面，并会要求法国政府给予他们身份。”

　　显然，这是又一个可以钻的“空子”，早年偷渡出境没有获得身份的孩子家长可以借孩子的“光”，曲线得到身份证件。这又是温州少年偷渡的一个堂皇的理由。

　　融入欧洲或被边缘化？归来的前辈们几乎都不愿把在欧洲悲惨的一面示人

　　欧化在改变着温州这个中国东南隅的海滨城市，尖顶的房屋在任何一个村镇都不少见，那是归乡者带回来的手艺。“他们在欧洲时可能居住的只是地下室，但有时每天几十甚至100欧元的收入足可以让他们在家乡实现欧洲的居住梦想。”七都镇政府的一名人员说，“有的人没有回来，但寄回来钱会让家人去实现。”

　　事实如此，在偏远的小镇上，房屋建得漂亮很欧式化的正是那些有亲属在国外的人家。“如果在村镇上的工厂做工，每月也就1000块左右的收入，是建不起那样的房子的。”与泊岙村支部书记丁先生坐对面的是一名40来岁的同村人，“所以，在这里的工厂做工的大部分是内地农村来的，而我们这里的年轻人去国外打工。挣的钱更多”。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对异国的命运都如此乐观。“有的人可能要做一辈子的黑工，如果碰不到政府的大赦，很难走上地面。”张先生的一个邻居在意大利奋斗了7年，由于没有学会意大利语，只能在温州人的圈子里游走，干了7年也未能挣到可以在意大利过上体面生活的钱。

　　但是，单纯的孩子从被父母推上欧洲之旅开始，他们不知道那个陌生的世界会有什么样的事情等着他们，几乎所有归乡的前辈都不愿意把在欧洲的悲惨的一面示人，他们向将来者讲述的是满地黄金的世界。

　　“成年偷渡者在国外做工十分辛苦，每天都要做10多个小时的工，还要提心吊胆怕被警察抓到。”操作了500多温州少年偷渡欧洲大案的博士李钟洵在被判刑之后，曾对一位记者说，国外并非人们想像中的天堂。李钟洵坦言，如果是他的孩子，决不会走偷渡之路。没有身份，偷渡者获得的酬劳只是正常劳务报酬的一半。

　　温州各个小镇上的那些因父母在国外而取得了各个国家国籍的孩子，在接受过汉语教育之后，也要回到“他们的国家”，他们是被寄予希望的下一代。这些孩子出去，能够融入到欧洲的主流社会吗？还是像他们的父辈那样被“边缘化”？那些偷渡到欧洲的孩子呢，他们成为一个“欧洲人”的道路还有多长？（据《南方都市报》）

　　相关

　　资料

　　温州人的偷渡史

　　早期（清初———民国初年）

　　陆路：清初，温州地区偷渡者往往通过上海乘船北上，抵达旅顺或者营口，经陆路至东北边陲满洲出境，沿西伯利亚铁路到莫斯科，再转赴欧洲各国。

　　水路：民国时期，温州偷渡者大多数经水路偷渡到欧洲，其方式大体上都为“藏舱”。只需要交200银圆，装扮成水手模样混上船，躲藏在机房、水手寝室或者蔬菜间、煤舱等处，最后由水手长领上岸。中期（一战后———上世纪80年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批人偷渡前往欧洲，主要集中在法国。

　　他们主要通过两条路线进入法国：一条是穿越西伯利亚和欧洲大陆而到法国。另一条就是海路，坐外国人的客船或在法国的马赛登岸，或先在意大利上岸，再偷渡到法国。

　　近期（上世纪80年代———至今）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温州地区开始大批蛇客蜂拥欧洲。这时候，偷渡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1、先由在欧洲某国的亲戚朋友出具经济担保书和信函，邀请国内的人到该国旅游，出国后就滞留不归。

　　2、通过蛇头的帮助进入欧洲。

　　3、少数人利用去别国旅游经商，再转道第三国。

　　一般情况下，偷渡者往往通过下面三种方式融入当地的社会：打黑工、当雇工和当老板，俗称“三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