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瓜车进城

　　作者： 来源：背 景南京禁止运瓜车进城

　　据南京媒体报道，南京从6月20日起执行运瓜车进城新规定，大量运瓜拖拉机、三轮车被挡在长江大桥北关卡过不了江。一些瓜农只得高价租用中巴、面的或厢式货车，重新装运起西瓜，而更多瓜农不得不含泪“打道回府”或将西瓜卖给瓜贩，或就地低价销售。与此同时，南京市区西瓜零售价开始上扬，城内城外每斤价格相差三四毛钱。据《现代快报》报道

，南京禁止运瓜车进城是为了服从创建文明城市的需要。直评政府决策不能只图自己方便

　　谁都知道，文明城市的创立，谁是最大的得益者。由于它是最明显的政绩，各地官员都趋之若鹜。然而，为创立这种“文明其外，问题其里”的表象化文明城市，却让农民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是官员为求取自己的利益而置农民利益于不顾。

　　当然，有关人士也对新规做了具体说明：农民运输瓜果的拖拉机和三轮机动车车况较差，不但影响交通，还存在安全隐患，而且一般都是夜里进城，噪音也容易扰民。不能说这种解释没有道理，可这样的新规，如果它照顾到了包括我在内的城市住民的利益，显然没有把农民的利益考虑在内，或者说，它是以农民利益的受损来保证城市人的利益。

　　不是说城市交通和噪音就不是问题、不需要解决，问题在于解决的方式是什么。政府作为一个公共权力机构，本来就负有解决问题的责任。在我看来，它的责任不应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到处设“禁”，而应是积极地提供公共服务———后者其实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然而，在这一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正是瓜农(包括城市居民)需要政府提供相关公共服务的时候，比如建立一条“绿色通道”，但有关部门却只是为自己管理方便，简单以一纸禁令打发了事。这其实是对自己手中公权力的偷工减料。一个“禁”字虽然显示了权威，但却不能解决问题。

　　由于媒体报道的连锁效应，使得“南京市政府高度重视‘卖瓜难’”，有关部门在21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运瓜车进城新规实施后，政府高度重视由此产生的影响，眼下正在详细调查了解情况，积极筹划解决办法。于是，在市政府的要求下，交管、市容、供销等部门和单位都积极参与到运瓜车新规的后续配套政策制定中。“高度重视”固然很好，但是不是来晚了一点呢？问题发生了，损失造成了，可见“马后炮”不如“马前卒”。此规执行前就该预料它可能产生的后果，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农民损失、交通困堵、瓜价上升，也可减少政府自己在公共领域中的尴尬与被动。摘编自《南方都市报》6月25日文/邵建辨析我们不需要装样子的文明

　　南京市有此规定是“为了服从创建文明城市的需要”。我们都知道，拖拉机、三轮机动车都属于那种车况较差的低档运输工具：外观不美；行驶起来没那么迅捷，在城里可能要阻碍“宝马”、“奔驰”；东倒西歪，还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倘若它们夜里运货进城———基本上肯定如此，噪音也容易扰了城里人的清梦。摆摆事实，与“文明”似乎真的存在距离。但我们也知道，中国多数农民的生存状况大抵就是如此，他们选择拖拉机、三轮机动车作为运输工具，绝不是有意要和城里人过不去，而是受生活水平的局限。拿被拦住的安徽瓜农李全财来说，孩子的学费、家里平日开销都“眼巴巴地看着地里5亩西瓜”，他有可能去考虑改善运输工具吗？

　　我们更知道，生活水平高低与文明程度也没有必然的关联，如同罗伯特·洛威在《文明与野蛮》中谈到的那个著名观点：所谓文明人有时很野蛮，而所谓野蛮人有时倒很文明。在这里，完全可以套用一下。

　　今年是全国首届文明城市评选。为了争夺这块最有价值的品牌，不少城市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前两个月，在所谓各地自我测评的那些天，有的地方搞“坚壁清野”，一般的饮食摊档不准开门营业，为了表示有一个干净卫生的环境；有的地方开始“执法如山”，对乱穿马路的行人罚款毫不手软，为了表示市民遵章守纪已形成风尚；还有的地方专门出台了系列“工程”，为了能“加速提升市民文明素质”……这些工作都应该做，但问题是为什么而做，单纯地为了奔那块牌子，还是真正为了自己城市文明程度的提高？评选文明城市，是为了使之成为各地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手段，围绕它的一切工作至少都不能背离“文明”。重要的是，它不可能一蹴而就，那些靠“运动”搞出来的“文明”，充其量是浮浅的文明，是装装样子的文明，甚至是为了“政绩工程”的文明。倘若对一种称号的追求导致了这样的结果，那么不要说文明城市，但凡此类评选都不如取消之。

　　毫无疑问，文明城市是一顶耀眼的桂冠，但一个城市真正文明与否、文明程度如何，却并不完全取决于这顶桂冠，更取决于生活在这个城市之中的人们、跟这个城市打过交道的人们，他们的心里最清楚不过。其实，那些痴迷于荣誉称号的官员，心里也清楚得很。摘编自《南方日报》6月23日文/潮白纵论“卖瓜难”连着平民增收内核

　　我更为关注的是“卖瓜难”后面的问题：瓜农的增收如何实现，这比眼前西瓜如何处理完，如何在一种既定的程式下皆大欢喜要来得重要和迫切。“瓜贩笑瓜农愁”———在瓜农的增收远景还留在海市蜃楼的情况下，短期行为不能够解决远虑。

　　我们必须注意到，瓜农的增收———前提或底线为“保收”———是平民增收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有一种观点说，要让从事“经济”的农民自己学会在市场中游泳，因此受点挫折是缴纳必要的学费。我国重要的奶源基地石家庄，自2004年5月以来，不断发生将鲜奶倒进臭水沟的事情，有人发表文章说：“倒牛奶是市场经济的进步。”

　　现在好像还没有出现“倒西瓜”的迹象，一旦出现，我不知道有没有“倒西瓜是市场经济的进步”的论调。我想，这种观点很具有煽动性，值得地方政府辨明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是有限政府，但是这不等于说，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可以坐视瓜农为人为制造的挫折买单，并且以足够的耐心指望他们做出调整。事实上，如果没有政府部门的绿灯，卖瓜的农民连城门都进不去，他们纵有高深莫测的市场经营智谋也是枉然。

　　到南京卖西瓜的农民，来自多个地方。瓜农的增收问题，与多个地区、多个部门均有关联。考究南京出现的“卖瓜难”，其表象下牵涉着的平民增收内核，因为背景的复杂而变得“隐蔽”起来。我以为，公众表现出的“瓜农焦虑”，正源自于潜意识里对瓜农长远的经济收入的忧虑，才使得“卖瓜难”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这也证明，相关政策措施的制定必须以“平民的增收内核”为最大诉求，必须以此为长远的政绩目标。没有这样的认识高度，我们所能达到的水平，就只能是有洞补洞、有漏补漏。摘编自《江南时报》6月24日文/伍里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