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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建设集团公司原总经理、温州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余小唐，因侵吞公共财物6000余万元，伙同他人共同侵吞公共财物5800多万元，被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判决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法院酌定从轻的理由是“侵吞的公共财物尚未挥霍等具体情节”。
（《潇湘晨报》昨日报道）尽管从法律角度分析，“死缓”与“死刑”不过是执行方
式上的差异，但二者之间事实上的“天壤之别”却是尽人皆知的。按照刑法规定，贪污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余小唐侵吞公共财物高达6000余万元，并伙同他人共同侵吞公共财物5800多万元，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应视作情节特别严重。尽管公众对近年来落马贪官下场各有差异，死缓判决日益增多的现象颇有微词，但类似坦白自首、认罪悔罪等从轻理由毕竟符合法理。然而，当余小唐与常见的法定从轻或酌定从轻情节都挂不上号时，“尚未挥霍”竟也堂而皇之地当作从轻理由，成了“免死金牌”，又何谈公正执法？循此逻辑，类似成克杰、李真那样被送上断头台的贪官们，岂不是会大呼冤枉，心有不甘？此例一开，必将大大增加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其巧取豪夺、疯狂掠财的罪恶行径，只要“尚未挥霍”，则可幸福地进退自如，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尚未挥霍”居然也成了贪官的“免死金牌”，不仅彰显了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更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影响反腐倡廉斗争的深入。试想一下，如果连将过亿国资化为私有的巨贪都能网开一面，免其一死，那么，还有哪个贪官能判死刑呢？俞洲
作者：童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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