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731部队揭秘：活人被推入死亡之箱惨死

　　经过步平、韩晓、金成民、高晓燕、笪志刚、徐占江等专家、学者、研究人员和社会各界，包括日本友好人士的不懈努力，在多次对巴彦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和大量取证的基础上，结合目前已经获知的文献资料、口碑资料，专家认为，侵华日军使用活人进行毒气实验的罪行是铁的事实。

　　呼伦贝尔巴彦汗毒气实验场遗迹专家论证会结论性意见

　　一、此次实地考察获得大量不容置疑的证据，有力地反击了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史实的错误言行，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二、侵华日军当年确实在原海拉尔地区巴彦汗托海镇所属的草原丘陵地带进行了毒气活体实验，这与用活体进行细菌实验、冻伤实验是同样残忍，同样灭绝人性的罪行。在多次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综合各种史料记载、专家学者研究、当时参与毒气实验的侵华日军士兵的回忆等，侵华日军在巴彦汗进行毒气实验是历史客观事实；

　　三、通过实地考察可以确定，侵华日军为在此地进行毒气实验所修筑的工事掩体等多达数百处，其面积为百余平方公里。可以认定，此处毒气实验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毒气实验场，是迄今为止保存较好的毒气实验场遗址；

　　四、应尽快采取跨地区、跨省区的方式，联合攻关，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扩大研究成果；

　　五、应尽快建立保护机构，制定保护规划，划定保护区域，设立保护标志。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院长鲍海春6月26日公布

　　1．日本陆军习志野学校校史记载的侵华日军在中国进行的细菌毒气实验：

　　1933年12月 齐齐哈尔

　　1935年1月 北安

　　1935年末 孙吴

　　1935年12月 北安

　　1936年 东北

　　1937年1月 孙吴

　　1938年11月 海拉尔

　　1939年7月 齐齐哈尔

　　1940年1月 东宁

　　1940年9月 牡丹江

　　1940年9月 呼伦贝尔

　　1941年8月 海拉尔

　　1941年11月 白城子

　　向3个地点发射芥子气弹后，观察那里的人中毒后的状况。当然，那些人都是被日军俘虏的中国人

　　一次偶然的机会，日本大学教授松村先生和他的学生发现了两份表明侵华日军利用中国人进行活体实验的报告，其中一份就记载了1940年9月7日—10日侵华日军进行的一次发射芥子气毒弹实验。以下是松村教授整理的部分报告内容：

　　当时，日军向3个地点发射芥子气弹，每个地点都放置了着装防护面具及防护环境各不相同的一组活人。在第一区域放置了5个人，第二区域6个人，第三区域5个人，编上3位数的号码，观察被炸地点各种人被害后的结果。当然，那些人是被日本军队俘虏的中国人。

　　第一区域发射1800发，第二个区域发射3200发，第三个区域是4800发。发射后，观察那些人在4小时、12小时、24小时、2天、3天或5天后包括神经伤害在内的一般症状及皮肤、眼部、呼吸器官、消化器官的症状。这次实验不仅是用人体作靶子，检测毒气的伤害能力，而且还强迫被害人饮下混入毒剂的水。

　　在第一区域内，7日射击后普遍出现反应，而随着时间的延续，受伤的症状越来越严重：

　　7日18时许，全身倦怠，垂涎。颈、前胸皮肤呈现潮红。眼睑水肿，流泪多量，结膜充血；

　　8日6时许，颈、前胸、上腹、阴囊呈现潮红浮肿状，遍布粟粒乃至小豆大小的水疱。眼睑、结膜充血并水肿，睁眼困难。18时许全身倦怠、难受；

　　9日7时许，全身倦怠，四肢无力，眩晕，背、颈、前胸肿胀，由肩胛至背部糜烂，呼吸困难；

　　10日，对第三区域进行了共计4800发毒弹发射，在这一区域内，除了放置5名被实验人员外，还在射击之后又放置了4人进行持久效力实验。由于对这一区域发射的毒气弹的数量多，平均密度大，所以受伤害的情况也更为严重：10日23时，躯干各处呈现弥漫性发赤潮红，四肢尤其是大腿内侧各处潮红，呕吐达5次；11日17时，全身皮肤搔痒，头部见有弥漫性红斑，身体多处见有红斑。另外，背部、腹部有粟粒大水疱丛生。

　　松村教授分析，1940年，关东军化学部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毒气大演习，可能与此报告有关系。

　　让33人通过被芥子气污染的地带。结果，11人在通过染毒地带后丧失了战斗力

　　侵华日军在战争中利用中国战场进行毒气实验，特别是用人体进行实验，是其化学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日本军队对于毒气实验的情况严格保密，但是战后还是有许多证据暴露出来。

　　日本内务省防空研究所一位技师曾详细介绍了芥子气和路易氏气的性质和伤害情况。在附带的18张照片上，展示了被毒气伤害后的人体各部位，有的是在染毒后发生水疱的情况，有的是在水疱破裂后皮肤溃烂的情况。与照片相对应还附有一张图表，介绍的是在一个人的左右手同一部位分别滴上同量的芥子气和路易氏气后的伤害情况，对该伤害观察了47天。图表记录了两处实验部位恢复的情况。

　　1943年，侵华日军516部队在对瓦斯中队进行培训时，进行了以人体为实验对象的毒气实验。在其秘密报告中记载：让33人通过被芥子气污染的地带，有人只装备了防毒面具，有人穿着轻防毒服。结果，11人在通过染毒地带后丧失了战斗力。

　　两公里以内所有被实验的动物均死亡，4公里内的马匹、6公里以内的鸽子均死亡

　　在许多日本军人的回忆里，都曾提到侵华日军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进行了撒播30吨氢氰酸的大规模实验：选择气象条件好的时机，在数分钟内撒播了30吨的氢氰酸，30公斤的氢氰酸钢瓶每隔1米排列，氢氰酸随空气的流动可以飘向远方。经检测，两公里以内所有被实验的动物均死亡，4公里内的马匹也死亡。1942年8月，关东军与日本第六陆军技术研究所在内蒙古海拉尔附近，再次进行了大规模氢氰酸放射实验。这次放射的是装在500公斤的罐中的氢氰酸，分两次放射，共使用了30罐。实验后，6公里以内的鸽子均死亡。同时放射氢氰酸30吨。

　　从日本陆军文件中可以得到关于这次实验真实性的佐证。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主任小柳津政雄曾证明：1940年8月至9月，关东军化学部在中国东北的呼伦贝尔平原进行了氢氰酸的大规模放射实验，同时放射氢氰酸30吨。此外，也有一些资料证明确实有人参与了向中国运送毒气武器进行毒气实战的活动。据当时在大久野岛工作的服部忠回忆，他曾先后在1939年和1942年两次押运毒气去中国出差：青酸(即氢氰酸）装在29公斤的钢瓶里，昭和十四年八月（即1939年），我押运50个青酸钢瓶到齐齐哈尔市出差，瓶口贴上试纸，一旦泄漏可以及时发现。钢瓶的特殊结构是在盖上装上熔断片，温度一到50℃，这个金属片自然熔断，内装物自然喷雾。虽然防止了爆炸，但是在盛夏的大陆这瓶盖果真安全吗？尽管上司一再解释，我还是不放心。装船的时候，我们小心谨慎。昭和十七年八月，我第二次押运青酸，再一次去盛夏的“满洲”出差。这次是用1吨装的大罐运送，在量上是上一次所不能比的。

　　接着向坦克投掷有毒液体。十几秒后，蜂鸣器发出了几次声音，虽然还在响，但是呼吸的振幅减弱了

　　为检验侵华日军开发的内装氢氰酸一式手投罐武器（又称为茶瓶）的效力，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曾经多次进行过人体试验。在731部队服役过的古贺胜彦有过详细的介绍：把死刑犯固定在苏制坦克的前部座位上，戴着手铐和防毒面具，把坦克的空气清洁装置取出来，玻璃窗蒙上。在控制犯人呼吸的面具上安装了可测试其呼吸情况的装置，并将一个开关放在他的手上，一旦呼吸困难的时候，就可按那个特别按钮。这些装置都通过电线连接到距离坦克数十米以外的安全地带，从这里可以观察犯人呼吸的振幅和频率，也可知道犯人是否按了特别按钮，因为一旦按了按钮，蜂鸣器可以发出高音，参加实验的人都戴了防毒面具，仔细地观察着那些器械。上司命令我手把手教给犯人如何使用按钮，并把下面的话翻译给犯人听：如果感到呼吸困难，按这个按钮就死不了。犯人说明白了。但是，我对这样的任务很讨厌。接着，在坦克里面还放了各种小动物，土拨鼠、鸟类等。一切安置好了，我们从坦克的天盖出来，发出了准备完毕的信号，举起一只手左右晃动几次，离开了坦克。接着向坦克投掷有毒液体，十几秒后，蜂鸣器发出了几次声音，虽然还在响，但是呼吸的振幅减弱了。后来，蜂鸣器的声音也消失了，周围寂静了，振动也停止了。过了一会儿，电扇向着坦克打开的天盖开始吹风，让充斥在坦克里面的毒气散发出来。在检测了坦克内的毒气残留确认安全后，调查班的军人戴着防毒面具进入坦克，观察新开发的毒剂的效果。摄影班也同行。尽管是死刑犯，也是人啊。每次都杀死这样的人，我感到恐怖和讨厌。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少年班的镰田信雄曾经目睹了该部队进行的毒气实验：把二三十个“马路大”双手向后绑在柱子上固定住，打开毒气瓶。气象班在一个星期前就进行了准备，预测今天的天气比较理想，可是实验中，风向突然变了，毒气向视察的人群方向飘过来，于是实验不得不中止。

　　这种装置是专门用来做人体实验的，因为进入这里的生物不可能活着出来，所以被称为“死亡之箱”

　　曾在516部队服过役的日本军人高桥正治和若生重作回忆道，服役时我们去过几次哈尔滨，到第731部队出差的任务是给第731部队运送玻璃器皿，并在那里装毒气实验装置。这种装置是专门用来做人体实验的，打开玻璃箱的门，可以把载着实验对象人或动物的小车沿轨道推入小箱。实验人员通过外罩观察里面的实验情况。因为进入这里的生物不可能活着出来，所以这套装置被称为“死亡之箱”。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在《恶魔的饱食》中曾有过一段记述：被关在玻璃罩里的马路大瞪着愤怒的双眼，想挣扎着冲出来，但身体被牢牢地绑住而无能为力。队员们接通电源，打开旋钮，毒气进入玻璃罩时，马路大发出声嘶力竭的叫喊，身体拼命地挣扎蠕动，接着眼睛向上一翻，口中吐出白沫，四肢僵硬，头忽地垂下去，生命就此结束。

　　一次实验没有死亡的俘虏，在下一次实验时将继续使用

　　在内蒙古大草原上，侵华日军第731部队与在呼伦贝尔巴彦汗地区进行毒气试验的516部队共同进行了人体实验，使用了超过100名俘虏。当时的实验进行了3天，将用做实验的俘虏每二三人一组放置在4个碉堡内，他们的身上都放置了电极，可以从远处观察他们的心电图。由穿着防护服和防毒面具的军人将茶瓶投入堡垒内，或者用装了光气的钢瓶向堡垒内发射窒息性的光气，以观察堡垒内俘虏的反应，直至那些俘虏死亡。为确认那些俘虏是否完全死亡，军人们手持试纸接近堡垒，检测堡垒内残留毒气的程度。一次实验没有死亡的俘虏，在下一次实验时将继续使用。

　　根据日本军人的回忆，当时有个68岁的男性中国人，在第731部队中被注射了鼠疫菌没有死，就被拉到内蒙古进行毒气实验，没有想到在光气的攻击下仍然没有死，于是一名军医给他的血管中注射了空气，本来以为这样就会立即死去，但是仍然活着。再用粗大的针管注射空气，还是不奏效。于是用木棒狠击他的头，才使他死去。

　　中毒最深的刘振起手上淌出的脓水把褥子都湿透了。此后，他的手指间产生粘连，只得一次次动手术割开

　　二战结束了，而侵华日军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给无辜的中国平民带来的悲剧却一再发生。发生在松花江下游佳木斯西船坞口的毒弹泄漏，造成了35人不同程度的中毒这一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1974年10月18日，黑龙江省航道管理局工程处红旗09号轮船到佳木斯西港通江街船坞进行清淤。20日凌晨，船底泥泵处出现撞击声，柴油机也停止了转动。船员在对泥泵进行检查时，看到泥泵中的泥水混浊，上面漂了一层油状的物质，散发出难以形容的臭气，几个人闻到那种气味后立即感到头晕、眼花，想要呕吐。船员李臣听同事说泥水中有异物，伸手一捞，捞出了一颗炮弹，由弹体向外冒着黄色气体，并淌出一些黑色的油液。刘振起从李臣手中接过炮弹，送到甲板上。这个过程不过3分钟，可是当他们准备把泥泵盖安上继续工作时，就开始有了中毒反应。下午一点多钟，李臣双手开始起泡，刘振起的手已经肿得像小馒头一样了。

　　下午5点左右，他们手上所有水浸部分都红肿起来，而且开始向胳膊、脖子上蔓延，肖庆武的眼睛已经全部红肿起来。很快，刘振起、李臣手上的水疱越来越大，有的已自行破裂，往出淌脓水。后来，他们被送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后经有关部门判断，他们接触的是纯芥子气及路易氏气。中毒最深的刘振起手上淌出的脓水把褥子都湿透了。此后，他的手反复糜烂多年不愈，手指之间产生粘连，只得一次次地动手术割开。(本报记者 何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