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立法，要看到不足更要看到进步

　　许力／图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任何人不得对妇女进行性骚扰”；“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对妇女进行性骚扰，受害人提出请求的，由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草案的三个条款，在我国立法史上第一次清晰而又明确地对性骚扰行为说出了“不”字。（见昨天今报视野版）

　　观察版主：大家好！欢迎来到今报圆桌。今天的话题是性骚扰立法，各位怎么看？

　　○宣华华（浙江台州公务员）：毋庸讳言，性骚扰问题极其复杂，特别是“取证难”令人望而却步。不难想象，即便通过立法形式禁止性骚扰，恐怕也难以在短时期内有效地解决这个社会难题。然而，诚如有关专家所表示，草案首次明文规定禁止性骚扰，正是向社会公众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性骚扰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律对性骚扰说“不”，蕴藏了巨大的道德价值。

　　在性骚扰立法真正“兑现”之后，骚扰者已经被“正式制度”打入“另册”，被骚扰者也得到了“正式制度”的明文保护，从长远来看，势必会促进“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转换人们过去被扭曲的道德观念。可以预期，今后将有更多被骚扰的女性，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拿起法律武器，抵御世俗偏见并走向维权之路。与此同时，源源不断、越来越多的类似维权行为，甚至会促进相关领域的道德观念的转换。譬如说，遭到强奸的女性，也将进而获得更多的道德支持，足以减少一些道德悲剧的发生。

　　何向东（河南平顶山法官）：不错。但我认为性骚扰是一个有关两性的法律问题，即使是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也不应回避男性权益。有关法律人士的研究认为，性骚扰的行为主体多为男性，但也可以是女性，例如卖淫女对宾馆男客人的性骚扰，女老板对男员工的性骚扰，女同性恋者对其他女性的性骚扰等。既然性骚扰不仅仅是男性对女性，女性对男性、同性之间同样也存在性骚扰，那么法律就应该公平些。

　　确实，将要写入性骚扰条款的是妇女权益保障法，对于男性权益，该法可以不提对男性权益的“保障”，但是对于性骚扰来说，这显然是一种违反道德法律的行为，即使是妇女权益保障法也是应当表明法律对性骚扰特别是女性对男性实施性骚扰行为的态度的。

　　观察版主：的确，“性骚扰”进入妇女权益保障法，确实意味着法治上的巨大进步，是无数人努力的结果。

　　○夏青文（北京法学硕士）：我审视草案所提及的几个条款时，发现就像《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大部分条款一样，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和口号宣传，困扰性骚扰的几个难题尚不具有实质性的规定。法律讲究确定性，如果一部法律只具有原则性而缺乏具体规定，很难解决实际问题。

　　证据可能是掣肘性骚扰案的最大难题，许多勇敢起诉却招致败诉的案子证据不足是最大原因。按照民事法律的一般证据规则，谁主张、谁举证。由于性骚扰行为的隐蔽性，举证谈何容易！所以，我认为，为了公平正义，是不是可以在举证责任上来个特殊分配？甚至可以在妇联内部专门成立一个性骚扰投诉中心，各地妇联可以在收取适当费用的前提下，帮助受害妇女解决取证难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对性骚扰者的责任追究问题。《草案》规定，“对妇女进行性骚扰，受害人提出请求的，由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我认为这个规定过于单一，考虑到实际问题，还应改规定“妇女所在单位不能以此为借口解雇、打击、报复受害人”。另外，性骚扰对妇女来说还是一种精神的损害，由于没有具体的物质损失，对精神赔偿的请求会让法官很难掌握，是不是也可以在这方面作出具体哪怕是原则性的规定？

　　观察版主：有道理，不然执行难就会降低法律的威信。

　　○黄春景（广东广州媒体从业者）：在我看来，既然说性骚扰立法是出于保护广大女性的权益，倒不如说成是对“恶狼”披的一层法律外衣。“狼”有极其人性的一面，若是一匹恶狼，理应受到法律鞭打；问题是，如果有些“狼”纯属“无心插柳”式的调侃，我们又该作何论断？

　　比如说，黄色短信息骚扰不发生接触，说它侵犯了女性“性的利益”也似乎不妥。从主观故意来看，骚扰者多是“找乐子”“揩点油”，倘若遭遇性骚扰的女性，在“性”方面是完全自主的，我们更不能盲目给这些“狼”披上这层法律外衣。试问，这些出于爱情目的的“狼儿们”，你总不能随便给别人穿上“性骚扰”的小鞋吧？

　　○江瑞（北京编辑）：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也认为，尽管这次在《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性骚扰，但实际上并不十分合适，不仅存在着一种矫枉过正的嫌疑，也容易导致顾此失彼局面的发生。所以说，针对性骚扰的惩治问题更要突破法律局限。

　　观察版主：好！认同进步，找出差距，我们下一步会更加成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