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毒运动中，妻子举报丈夫吸毒(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28日10:18 温州都市报

　　“煎烟馆”十几处土法制造“白粉”清毒运动中，妻子举报丈夫吸毒2005年06月28日

　　1950年2月26日，《浙南日报》全文转载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禁毒通令。

解放前，流落街头的吸毒者。选自《温州百年》

　　市公安局退休民警张文高多年从事“三禁”工作，退休后对禁毒工作还非常关注，他花5个月时间从档案中寻找材料，走访有关人士，整理出了近万字的《温州解放初期的禁毒斗争的回顾》。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他特地将该文送到本报编辑部，希望能为我市今后的禁毒工作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本版今天予以节选发表。

　　东门开起了鸦片收购站

　　19世纪，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输出鸦片侵略中国。那时起，瓯越大地被鸦片肆虐了一百多年。二次鸦片战争后，温州被列为“通商口岸”，洋烟纷纷输入。吸毒人员不断蔓延，永嘉、乐清、瑞安等地农村的一些沟沟坡坡上都开出了成片的罂粟花，这些毒花结的果实毒害着成千上万的民众。据史料记载，1949年，永嘉县有七个乡非法种植罂粟2100亩；乐清县虹桥区私种罂粟450亩；瑞安的陶山、马屿一带有1000多人种植罂粟……1950年，瑞安县的北龙乡全部种上了罂粟，登上该岛放眼望去，满目一片妖艳的罂粟花。

　　国民党反动政府采取了对鸦片烟毒“表面上禁烟，骨子里放纵”的策略，让鸦片这个白色魔鬼在浙南大地上任意肆虐。年长一点的温州人都会记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温州的官僚士绅中，很多人是“乌烟鬼”。

　　解放前夕，小小的温州城只有13万人口，却有“开灯”售毒的黑窝———“煎烟馆”十几处。有一家烟土行的主人名叫徐岩高，是永嘉楠溪人，解放前当过几年伪警察，借着手中的小权力兼职开起了烟土行。刚开始，他专做进口鸦片小包装生意，把进口鸦片分成一个一两装的小包装进行出售。后来买卖越做越大，他做起了贩卖白粉的勾当。1948年，徐岩高用卖毒品赚来的黑钱，在永嘉楠溪一次性购买了40亩土地。他从一个小财主成为东门一带颇有名气的地主级人物。

　　1949年5月，温州城和平解放，但此时徐岩高的贩毒活动并没有收敛，在温州东门坦园儿开起了徐记鸦片收购站，每天有二三十人到收购站进行鸦片交易，每天进出的鸦片烟毒多达数百两，最多的一天高达一千多两。由于当时全国已经解放，切断了洋烟进入的主要通道，使得温州的地产烟土逐渐成了“气候”。

　　1948年，上海籍毒犯李庆丰、白玉山带着制毒原料来温州制贩白粉，收入颇丰，温州就有人步其后尘，学习起制毒技术，干起了制毒的勾当。据历史记载，在温州学习并干过自制白粉勾当的有17人。毕竟温州自制的白粉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达不到“瘾君子”的要求，还得依靠“舶来品”———把白粉（海洛因）从上海或香港直接运抵温州。当时，毒贩利用沪温航线上船只贩毒的情况屡见不鲜。为了逃避公安人员和缉私人员的检查，毒贩藏毒的伎俩甚多，花样百出。有的把毒品藏在香烟等货物中，有的则藏在收音机壳内，有的藏在衣物里，甚至有人还利用人体藏毒。

　　“乌烟鬼”流落街头

　　1950年1月8日，温州地委主要领导人强调必须“坚决铲除鸦片烟毒”。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知》，2月26日，《浙南日报》对其进行全文转载。禁毒斗争在我市迅速拉开序幕。

　　各级公安人员深入到山区农村，结合当时正在开展的镇反、土改与剿匪反霸等斗争，发动群众宣传，动员农民铲除非法种植的罂粟毒品；1950年至1951年，公安机关查处的毒品案件多达数百起，查获的涉毒违法犯罪人员达上千人（次）。

　　温州城区有一名叫厉炳南的人，14岁就开始帮父亲料理生意，家里生意不错。后来厉炳南认识了社会上的一些吸毒人员，染上了吸毒的毛病，从此他再也无心做生意。刚开始，他拿店里的钱去买毒品，随着毒瘾的加重，竟然还瞒着父亲把家里的店铺给卖掉了。其父为了挽救儿子，便送他去教养所教养一年。厉炳南出来后，其父送他到国民党部队里当兵。但一年后，他从兵营中逃回了家。父亲恨铁不成钢，只好又拿一笔钱出来给厉炳南做生意。

　　但厉炳南并没有去做生意，又勾搭上以前的朋友，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就把这笔钱给挥霍光了。最后，他甚至变本加厉，变卖旧屋里的家产去买白粉。父亲见他不知悔改，就卖了旧屋，跟他脱离了父子关系。厉炳南只好去大汉奸家做了三个月的雇工。1948年，他又去温州军分区供给处做伙夫，三个月后他又恶习复发，再度吸起了白粉，便被部队除了名以致流落街头，靠偷蒙拐骗混日子。

　　对这样的人，政府没有放弃管制，1950年3月，厉炳南在朔门打绳巷的一个小庙里吸白粉时被派出所民警抓了个正着，被关了13天，1951年3月他又因吸白粉被民警抓住，于4月18日被判管制，后经劳改释放。

　　清毒运动销毁鸦片50千克

　　那时候，各县公安机关则在禁种罂粟上做文章。1952年7月，我市进入“清毒”运动阶段。在这一段时间里，各地公安机关集中力量，集中精力，集中时间，对制毒贩毒犯罪活动给予沉重打击；同时继续做好各地山区农村的铲毒、导种工作，追缴留存毒品，对吸毒成瘾者运用自戒和强制戒毒两种方法，予以戒除毒瘾。公安机关开展广泛深入的禁毒宣传与发动工作，约有110万人接受了教育。

　　在广泛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还开展了检举揭发，公安机关在短时间内共收到检举揭发与举报材料达7549份。据了解，当时各地曾出现了不少父母检举子女、子女检举父母、妻子检举丈夫的情况。为配合清毒斗争，各县均先后成立“清毒委员会”。

　　为对毒贩进行严厉打击，各地先后召开17次公开宣判大会，处理了一批毒犯，当众销毁了收缴上来的鸦片达50多千克。与此同时，还大力进行了毒品的追缴工作，共收缴白粉1.631千克，罂粟种子7.858千克。

　　由于清毒声势大，工作做得比较扎实，我市初期毒品传播的严重情况很快就得到了制止，毒品一度被禁绝。1953年起接下去的十几年间，这个曾让公安机关感到头痛的毒品问题再没有在社会上“兴风作浪”。

　　清毒运动口头宣传

　　禁毒（清毒）斗争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战争。解放初期，温州的“禁毒”斗争是从宣传、发动群众入手进行的。上世纪50年代初期，传媒工具还很落后，那时候没有电视机，连收音机也未普及，广播喇叭筒也只是城市集镇的少数几个地方有。1952年下半年的“清毒”运动中，运用接力棒的方式，用“口头宣传”的方法，使全市110万人（次）受到了禁毒斗争重大意义和法律、法规、政策知识的教育。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毒品犯罪活动通过各种渠道向我国渗透毒品，我市毒品重新传播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今天毒品花样的翻新，不仅仅限于鸦片、白粉（海洛因），还有许多新型毒品，如冰毒、摇头丸、K粉等等，我市现在禁毒斗争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通讯员张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