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虎城
贺卫方教授要停招研究生了。于那些有志于投身贺教授门下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而言，无疑是件痛苦的事；于那些有志于投身贺教授门下博得贺卫方弟子声名的人而言，无疑也是件痛苦的事。痛苦便痛苦罢，中国从来不缺少各色各样的痛苦，如果个人化的痛苦能够换来某些显然早已不合理的规则的改变，这种痛苦在这样一个时代，也许可以戴上“公民责任”
的光环。
贺卫方教授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表达我们的不满，这也就是德国法学家耶林所倡导的“为权利而斗争”。研究生招生考试及其培养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尤其是去学术化在近年来的实践中已经暴露无疑，那些具有学术专长和学术潜力的人常被挡在研究生院大门之外，而“应试天才”们则鱼贯而入。北大教授贺卫方先生的声明，加上之前清华教授陈丹青先生挂冠而去，两位知名教授所作出的选择，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北大、清华这两所大学的研究生招生的具体规定。遗憾的是，陈丹青事件之后，舆论汹汹，规则如故。
自大学扩招以来，研究生教育日渐“繁荣”。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这种繁荣乃商业的繁荣、人声鼎沸的繁荣，却非学术的繁荣。研究生教育普及，让更多有求知欲望的人踏进此一门槛，自然是没有错的，但倘若普及以牺牲学术为代价，则免不了饮鸩止渴，误入歧途。譬如贺教授所指的法律硕士和法学硕士，法律硕士设置的本意是培养面向实务的复合型人才，而法学硕士则主要是研究型人才，也就是学术人才。从这个本意而言，法学硕士的招生就应当以学术为第一标准，为后来的法学博士准备智库。可惜，学术有专攻，特长有偏好，学术天才们往往缺乏应试素养，应试天才们又往往缺乏学术素养。
得益于“一考定乾坤”式的一贯思维，应试天才们在研究生准入竞争中如鱼得水，苦的是中国本土学术建设。即使是那些行大运进入门槛的学术天才们，也面临着投身学术还是屈从功利的选择。武汉大学知名哲学教授邓晓芒早在几年前便声明辞去博导职务，原因是对博士生必须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两篇论文表示不满。邓教授认为，他能保证学生论文做得好，但不能保证论文在哪一级刊物上发表。在研究生招生上的应试化与研究生培养上的功利化，正是导致中国学术后继乏人的主要原因。
停招研究生，实属无奈之举。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寄望于学术前程，是一个研究生导师的悲哀，亦是学术的悲哀。研究生招考受制于某些僵化措施、某些硬性规定，尤其是对外语的规定，注定了一大批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且具有学术潜力的学生被挡于门外。革新那些已不符合学术规律的规则，给予学术宽松的发展环境，找到研究生教育发展和学术发展契合的空间，方能传承学术，鼎新学问。
贺卫方教授停招研究生，陈丹青先生离开清华，所表达的都是对某些规则的不服从，也是一个公民的责任。唯愿某些业已不适应基本规律的所谓规则，早点被丢入历史的故纸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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