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时评：“性骚扰”立法的全新坐标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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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6日，随着《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性骚扰”这种在社会上受到极大关注而又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问题，首次进入我国立法者的视野（据《南国早报》6月27日报道）。

　　2003年，发生在北京的一起有关“性骚扰”诉讼，法院就曾以“性骚扰并非明确的法律概念”、利用其它法律审理又因原告向法庭出具的证据不能被采信为由，宣布原告最终败诉。而几年来数起此类诉讼表明，正是因为更多的当事人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正是由于各地法院能够接受这样的挑战，问题才得以充分暴露，社会的认识才得以渐变，引入立法才成为可能。可以说，“性骚扰”能够进入立法程序，正是这种“以时间换空间”的努力结果。“性骚扰”进入妇女权益保障法，不仅解决了“性骚扰并非明确的法律概念”这一法律命题，更因为其巨大的社会存在，对自然人、法人的相关意识具有决定性。毋庸讳言，即使“性骚扰”真正作为法律条款被正式推出，仍然面临“取证难”等现实问题。但是，有了我国立法史上第一次对“性骚扰”清晰而明确地说“不”，受害者依法维权的信心肯定会增强，学习、掌握收集证据的相关知识，做证据收集的有心人会越来越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可对“性骚扰”行为人形成震慑，从而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以往，由于单位管理者在实施管理中缺少必要的“避嫌意识”，为“性骚扰”提供了相当的便利；更有许多单位领导，在请客陪酒等特定场合，发生客户代表对自己员工的“性骚扰”时，出于利益考虑不愿得罪客户而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使受害者精神受到损害且无处诉说。而“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这一原则，将使发生在单位里的“性骚扰”，从原来个人主体之间的主体关系，增加至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单位等多重主体关系。而由单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无疑将会使单位领导对上述情况有所顾忌，“性骚扰”的发案可望因此而降低。法律的作用，就在于打击与震慑并举。我们不能指望“性骚扰”立法能马上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是渗透其中的法律精神，却可为日后相关细则的确立，为司法实践中某些自由裁量的掌控，有着相当重要的坐标价值。

　　作者：马龙生

　　（来源：新桂网-南国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