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管理所原管教科长:我见证了溥仪的改造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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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抚顺战犯管理所成立55周年。75岁的吕凤铸曾经是抚顺战犯管理所最年轻的科长，也是还在世的管教人员中当时官职最大的一位，他在管理所工作了18年，见证了战犯的改造，经历了日本战犯遣返、溥仪获释等重大事件，在管理所时他有个外号叫“铁面包公”。这是他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而且是走了他儿媳妇的“后门”。老人说屡次拒绝采访的原

因很简单，就是不想表现自己。吕凤铸老人在他的住所———一栋40年代的老楼中一间几十平方米的屋子里讲述了许多当年管理所里鲜为人知的故事。

　　末代皇帝在这里学会生活自理

　　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很有成绩，改造日本战犯尤为显著”，“我们把末代皇帝改造好了，这是世界上的奇迹”。

　　吕老说第一次见到溥仪时，感觉他完全是一个普通人，甚至“有点呆”，当时很多战犯都称其为“老溥”，那时候战犯们胸前都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号码和名字，吕老说没有记住溥仪的号码，反正不是1号，当时的号码都是根据监号和床铺号编的。

　　刚到战犯管理所时，溥仪还是很讲排场的，别人帮他收拾床铺、洗衣服、甚至洗脚，而且门都不用自己开，有一位亲戚来看他，还是一见面就给他下跪。后来他才逐渐被改造过来。在战犯管理所里，溥仪有生以来首次学会系鞋带、自己洗衣服等生活技能。不过开始的时候，每天早晨溥仪整理好内务和洗漱完毕时，别的战犯都已经吃完早餐了，“后来他也慢慢习惯了。”(辽沈晚报李振村) [编辑： 钱文胜]1

　　吕老说，那时候和溥仪见面基本就是找他谈话，溥仪不怎么说话，就是分组讨论会上也很少发言，但是他如果觉得自己的思想是正确的时候也会和吕老据理力争，不过说服溥仪也不是很难。

　　如果有外宾来，溥仪的表现就和平时的态度不一样了，当然这也是组织上的要求，见面时会给溥仪准备大中华之类的好烟，那时溥仪会跷上二郎腿，表现出以往的“皇帝气派”。

　　吕老印象最深的就是溥仪以前的妻子要求离婚的事，当然组织上希望两人不要离婚，还特意在监狱给他俩安排了一个房间，让两人一起生活了三天。为了增进两人感情，还告诉溥仪给妻子写信，可是溥仪不会写，只好由他的亲戚代笔写情书。

　　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最初的读者就是吕老，“当时是由溥仪的弟弟溥杰执笔的，为了帮他写这本书，我们组织了他以前的大臣和亲戚们一起收集资料，甚至连当时一些有关的机密文件都允许他们翻阅，溥杰每写完一段，先是溥仪看，然后交给我，我再交到组织上审阅。那本书前后用了1年多的时间。”

　　金元宝出狱时物归原主

　　“那时候着装一定要整齐，”吕老说还有很多其他的规定他现在都记不得了，他说曾经有过一位立过战功的看守就因为不小心穿着拖鞋进了监号而被调走了。吕老说当时办公室的椅子都用的是皮质的转椅，不是因为贪图舒服，而是为了维护我们国家的形象。

　　“在管理所里没有手铐脚镣，没有禁闭室，我相信没有任何一所监狱能做到管理所这样的人道。”吕老说那时院子里种了很多葡萄，但是没有任何一名看守会顺手去摘一粒，因为葡萄都是战犯们种的。“遣送战犯时，他们进管理所前所带的物品都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们。”吕老说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一个金元宝就是在管理所见到的，“好几斤重，是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张景惠的。”(辽沈晚报李振村) [编辑： 钱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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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能随便和战犯们说笑。”吕老说有一次他把一名看守狠狠地说了一通。一次溥仪和张景惠一起散步，一名看守就问溥仪后面跟着的人他认识不，溥仪说认识，问是谁，溥仪说是大臣，张景惠忙回了一句说自己不是大臣是卖豆腐的。“这样的玩笑是不能开的，而且也不允许与战犯们闲聊，当时是要注重看守的身份。”

　　5年如一日为战犯喂饭

　　1952年调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时，吕凤铸只有22岁。“心里当然是不愿意，尤其是组织上早就告诉过我要如何以德报怨以礼相待那些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战犯，心里不平衡。”那时很多人刚到管理所时都不情愿，有的工作人员一家人都被日本人杀害了，而他自己也是为了报仇才参军的，想不到却要天天面对这些战犯。“现在回过头看，可以说我们对战犯的改造是非常成功的，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吕凤铸说通过那些曾经在押的战犯还能再回来故地重游就能对改造的效果一目了然了，“我想没有哪个罪犯愿意回到关过自己的监狱去看看的，可是很多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战犯都愿意回来看看让他们重生的地方。”

　　“我们当时的伙食标准是一天12元，而战犯是一天20元的标准，每个月还有两条免费的烟卷。”吕老说当时是战犯吃大米，管教人员啃窝窝头，就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仍然要保证战犯们的伙食标准。

　　吕老介绍说当时很多战犯都不习惯蹲着上厕所，于是就在管理所的监号里设了专门的厕所，安置了马桶。为了满足战犯们阅读的需要，还给他们专门设立了图书阅览室，随时供他们阅读。(辽沈晚报李振村) [编辑： 钱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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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里的医务人员一定得是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别看医务室小，但是却能做手术。”吕老的爱人就是管理所的医生。那时候还要定期给战犯们做体检，请的都是教授级的医生。管理所还有一个传统就是管教人员带着战犯住院治病，不仅要夜以继日陪守，还要把战犯所在病室的卫生护理工作主动承担下来。护理员焦桂珍从1952年开始就负责护理因患脑溢血半身不遂的战犯、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对于这个罪行累累的战犯，焦桂珍在5年当中每日三餐一匙一匙地给他喂饭，天天接倒大小便，还经常为他洗头、洗脚，“对战犯们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吕老说开始还有日本战犯骂看守，后来终于被我们以德报怨的精神感动了，安心改造。

　　犯人自愿回监狱绝无仅有

　　吕凤铸说他一直做的是思想政治工作，26岁时他成了管理所的教育科长，后来又成了管教科长，“我每天做的就是对战犯们进行教育，纠正他们思想上的错误。”

　　“那时候会给战犯们留一个议题，主要还是批判资本主义方面的，然后让战犯们分组讨论，最后由组长把讨论结果报上来，如果有特殊思想的，我们就会对他进行教育，可以说是论战。”吕老说自己的任务就是说服那些思想特别顽固的战犯。“一个桌子、两把椅子，然后就开讲，你战犯有自己的想法可以，但是要说出理由，我再就他们的理由批驳他们。”吕老说当时一讲就是几个小时，一定要到把战犯说服为止。“有时候我们还会把一些特殊思想议题交给他们的小组进行讨论，先由战犯们自己互相批驳说服，解决不了了，我再出面。”吕老说自己的口才相当好，还没有过难倒他的问题。(辽沈晚报李振村) [编辑： 钱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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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改造是成功的，许多开始态度强硬的战犯后来都转变了。”吕老说战犯们后来都是真心改造的。他举了个例子，一次组织战犯们去劳动，劳动结束了就回到了管理所，当时也没有查点人数。结果过了一会有人在管理所外面叫门，看守一看居然是两名战犯牵着驴回来了。“估计犯人自己自愿回监狱的事情是绝无仅有的吧。”

　　“在日本战犯遣返回国之前，还组织了战犯们去全国旅游，基本通火车的大城市都去过了，一次就是一个月。”吕老说当时是专列，乘务员都是专门挑选的。“到了地方全是小车接送，那么长的车队估计现在都看不到了。”吕老说他自己也是在那时走遍了全中国，吃了不少地方的风味。(辽沈晚报李振村) [编辑： 钱文胜]

　　5（来源：东北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