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奥斯维辛”(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30日07:34 华商网-华商晨报

辽阳集中营的“政治犯”在日本兵的监视下干活　资料图片

李殿元　本报记者　何骞　摄

　　历史回眸

　　1943年起，日本侵略者开始在奉天（今沈阳）、哈尔滨、佳木斯、本溪、辽阳等地设立“矫正辅导院”，这些犹如集中营的“辅导院”所押“犯人”多在千人以上，且多为所谓“政治犯”。

　　“矫正辅导院”对监禁者实行残酷的精神和肉体折磨，有些矫正院死亡率达40%。辽阳弓长岭“矫正辅导院”就是其中之一，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至少400名“政治犯”死难于此，约占总人数一半以上，成为中国“政治犯”的“奥斯维辛”。

　　70多岁的辽阳市民李殿元曾被他的鸡蛋“出卖”过，而那段特殊的经历则成为他现在写书的全部动力。

　　60多年前，还是个山里娃的李殿元为了找寻母鸡与鸡蛋，稀里糊涂地被召进了弓长岭“矫正辅导院”，成为一名“博伊”（日语，汉意“童仆”），专门负责照顾院里日伪军警官员的起居，并与大量中国在押“政治犯”接触，见证了这座中国“政治犯”“奥斯维辛”的全部历程。

　　被鸡蛋“出卖”当了“博伊”

　　1943年农历七月二十，是李殿元12岁的生日。“那时住在山里，天天吃配给的橡子面，那东西吃了以后根本拉不出屎来。过生日那天，妈妈说今天母鸡下的蛋归我吃。”谈起那段经历李殿元依然笑得像个孩子。

　　可是小殿元站在母鸡身边干等也不见蛋下来，就拿着柳条子抽母鸡，到了后山，他被一男一女两个年龄相仿的小孩拦住了……男孩是中国人，叫小友，女孩是日本人，叫美子，他们的父亲都在后面的日本正在修建的营地里当官佐。会说汉语的美子建议让小殿元进营当“博伊”，每个月可得九角钱。虽然殿元不知道“博伊”是什么，但他清楚那笔钱可以买90个小孩巴掌大的火勺，第二天他就去上工了。

　　进入营地，李殿元惊呆了，这是一座三角形的营地，占地约50多亩，与“勤劳奉士”（“伪满”征兵被淘汰者，将入营当三年劳工，大多累死）相邻。整个营地从外到内分为三层，两侧是铁刺网，中间是一道2米多高3300KV的电网，当时的领路人告诉他，就是一只耗子离它半尺远都能被电网吸上。

　　营地里一共有6趟像监狱又不像监狱的房子，那就是未来关押“政治犯”的地方。

　　整个营地大约有30~40名看守，集中营里的最高长官古川少校（当时辽阳最高长官为中校衔）是一个50岁左右的日本男人。

　　此后，李殿元开始学习怎样做一个“博伊”，在他所学的诸多课程中，有一项最难忘，那就是90度鞠躬。

　　说谁有罪谁就“有罪”

　　就在李殿元开始学习怎样做“博伊”的同时，大量“政治犯”也被押进了集中营。

　　小殿元曾听小友的父亲赵明伦说：这些人都是从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奉天等地抓来的，还有一些是鞍山“矫正辅导院”装不下拨来的。后来，李殿元从“犯人”口中得知，这些人大多是无辜群众，当日伪需要劳工时，就到街上去抓人，将青壮年押到集中营。据《盛京时报》记载，仅1943年5月4日，沈阳就有362人以“政治犯”名义被捕。甚至，“伪满”还为此出台了三部法律，规定凡是“有犯罪危险”、“有可能犯罪”的人都被定为“思想犯”，这样当群众申辩说自己无罪时，宪兵往往会说：“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肯定有问题。”

　　在集中营，这些“政治犯”被叫做“辅导工”，他们中每10~30人选出一个人当小队长，从一种特殊意义上说他们就是“狗腿子”。“政治犯”们的人身自由更受到严重打压，有时连挠挠痒都要喊“报告”。

　　“政治犯”每30人睡一铺大炕，一趟房子大约要挤下120人，有一些“重罪犯”还要被戴上30公斤左右的脚镣，通常只要磨上两天，就会皮肉皆绽。

　　集中营里的卫生条件更是糟糕，监房里又脏又臭，虱子臭虫满屋爬，夏天盛行传染病，每天至少死4到5个人，然后这些尸体被扔进“万人坑”，等到1944年，这里还修建了一座“炼人炉”。1944年6月间，囚房里两天内就死了41人。

　　至于吃的，“辅导工”每天三顿饭，不是带沙子的高粱米，就是带皮子的苞米面，通常每人能分大约4两，而菜只有萝卜白菜，偶尔能放些豆腐，可最上面的那层浮油往往被小队长们先捞走。

　　就在这样一种条件下，1945年初该集中营记录在案的“辅导工”还有600~700人，而到抗战胜利时却只剩下了200多人，其死亡率之高，在任何一座“政治犯”监狱里都是罕见的。

　　“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爱国，可是我知道爱人哪，他们实在是太可怜了，有时候我家里要是包点饺子，我就偷着给他们带点。”李殿元与“犯人”们越走越近：“后来，家属们要来探监的时候，‘犯人’们就暗中写个条，让我偷着传给家属，抗战胜利以后我才知道，我传的是他们的营救方案！”

　　下矿前门口已摆好棺材

　　弓长岭素以出产铁矿闻名，而这也成为了这些无辜百姓被投入集中营的根本原因。

　　“当时的矿井能有200多米深，一共分为六道，‘犯人’们都在最下面的一道干活，我每次坐滑轮下去送饭，总是被那种失重搞得发晕。”李殿元说。

　　“我最不能忘的就是每次洞里点‘炮眼’，那真是地动山摇，然后管技术的先生就先进去用白粉笔画哪地方有塌方的危险，再派‘犯人’们进去继续挖。”李老的回忆未曾间断。

　　就是在这样一种生产条件下，“政治犯”们的生命得不到任何保障。“有一次我下井，觉得特别恐怖，那门口就摆了好几口白茬棺材，可是‘犯人’说这是常有的事，还不知道今天谁上不来呢……”李老说。

　　没有人统计过，在不到两年多的时间里，集中营的矿井下究竟死过多少人，只是经常死人，然后他们的尸体会被扔进“万人坑”或火化。直到几年前，“万人坑”问题研究专家、辽宁省委党校研究所教授李秉刚亲临弓长岭进行实地考察，依然能从黑土地里挖出白骨……

　　罪大恶极的看守们跑了

　　1943年3月7日晚，集中营内国共首次合作越狱成功，第四小队跑了21名“辅导工”。

　　随着日本法西斯的逐渐垮台，越狱事件也越来越多，甚至日伪增加了一倍的看守，但依然无济于事。

　　1945年夏，集中营上空开始出现大量的美国轰炸机，其中鞍山眼前山“矫正辅导院”的围墙被炸开，数十名“政治犯”因此逃亡成功。

　　在那段日子，李殿元经常拿着赵明伦留下的望远镜到山顶上去看投弹，回来就讲给大家，狱友们非常爱听。“他们是盼着自己的出头之日啊！”李殿元说。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与此同时，大量自感罪孽深重的看守与小队长都逃跑了，但古川没跑，他与其他的日本人都住在铁路一侧，准备回国。

　　8月末，李与“政治犯”们乘大客车离开了那座集中营，当时一路欢笑……

　　60年后，已过古稀之年的李殿元开始撰写回忆录，他说他要记录下那座“政治犯”的“奥斯维辛”。本报记者　何骞

　　记者手记

　　作别“我们的屈辱”

　　辽阳火车站站前不远处就是著名的白塔，那是一座保存得相当不错的辽塔，安静祥和的气氛与刚刚李殿元的讲述形成了鲜明反差。

　　60多年前，同样是在这座城市里，日军的暴行遍布每一个角落：劳工、“万人坑”、“经济犯”、“政治犯”……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仿若利刃悬于每个人的头顶，所谓的“法律”已经渗透到民众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一个眼神、一顿饭食也可以被定罪，人民的生存权都已受到严重威胁，又何谈“王道乐土”？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了摆脱这些屈辱，全国民众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抗争。无数英雄儿女为了国家的独立与解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今天，当我们在和平环境下重新审视那样一段岁月时，我们坚信我们先人的血没有白流，整个国家的命运因为他们的抗争彻底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