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画报：SCI的无奈

　　体制问题就像是一个洞，大家都看到了，可是都绕开，谁都不愿堵，因为谁去堵都可能掉进洞里。

　　柴会群／文

　　《郑岳青现象昭示科研评价弊端》一稿，写在4月底，而发表是在一个月之后。时过

境迁，只能凭一些琐碎的记忆， 来完成这篇记者手记。聊以慰藉的是，一些沉下来的东西，反而可能是有价值的。

　　我记得，文章发表之后，编辑曾打来电话，问我这边有没有反馈，具体点说，就是那个被我揭露的论文教授，有没有 打来电话找麻烦。我说没有。

　　说这话时颇为惭愧——我这篇自认为还算不错的稿子，不仅没什么反响，甚至连被批评的采访对象也没来个电话。着 实让人沮丧。到底是我批评的力道不足？还是因为稿子本身无懈可击？

　　我当然情愿相信后者，可是稍后认真想一想，就会发现，问题并非那样简单。而究竟根本，其实在于我做了一篇让人 感到无奈的报道：无奈的郑岳青教授、无奈的SCI，以及现在无奈的我。

　　我敢说，即便是以《南方周末》的读者群，至今不知道SCI的至少占到一半。但是，就是这个不怎么为公众所知的 东西，却已悄然变成科研和高校领域的标杆。事实上，根据我的采访，有的高校的行政人员甚至连SCI是一种检索工具这点 常识都不知道。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在高等教育和科研领域神化般崛起的地位——毫不夸张地说，SCI在科研领域的地位， 堪比高教领域中的高考指挥棒。

　　而它让中国科研界面临的尴尬，也恰如高考问题上的尴尬一样：人人都知道它的不足，可是谁都没有办法来改变它。 甚至任何试图改变的良好愿望，都可能会得出一个更坏的结果。

　　比如，就SCI问题而言，据我所知，我采访的一些专家反对它的真实目的，其实就是想用自己搞的检索系统取而代 之，而这样的系统，仅就本身功能而言，通常都远比SCI要差。

　　事实是，SCI所存在的问题，早在两年前就有人看到了，而且不是少数人看到，还在报纸上掀起来了一场讨论。教 育部、科技部还专门发了文章。可实际情况是：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我的一位毕业于南京大学(国内最早搞SCI评估的高校)的同学对郑岳青颇多“理解”。他说，我们今天既然认可 了高考，容忍了那些在高考指挥棒下的现代范进，容忍了那些高考移民族，甚至容忍了层出不穷的舞弊现象，为什么容不下一 个靠多写了几篇论文的郑岳青呢？

　　远在美国的“难得愤怒”(最早揭露郑岳青事件的网友)曾将郑的行为称为诈骗，斥之为学术垃圾。可是，这位已经 远离中国的华裔科学家可能没有认真想过，最该批评的，是垃圾本身，还是制造垃圾的流水线？于是，问题又转到了老生常谈 的“体制”问题上。我采访的一位北大教授认为，SIC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外行领导内行”的科研领导体制。这位先生 认为，在一个领导主导型的体制下，如果恰巧某些领导层的智商出了问题，那么下面衍生出层出不穷的乱象也就不足为奇。

　　中国众多的问题，最后十有八九会归结到体制上，而这个被骂得千疮百孔的体制，筋骨却又是那样的坚硬，不仅撼不 动，且愈加顽固。这又是为什么？

　　我认可一位朋友的比喻：体制问题就像是一个洞，大家都看到了，可是都绕开，谁都不愿堵，因为谁去堵都可能掉进 洞里。(作者系《南方周末》上海站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