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高考故事(一)

　　曹文轩

　　作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1974级“工农兵”学员

　　我没有高考故事

　　“我的孩子高考的时候，总是叫苦。我说不要叫，你学到晚上11点，我们做家长的还来陪着你。可是我像你这样大 的时候，还在田里割稻子呢，又有谁端着牛奶在一旁候着？”

　　外滩主笔 俞悦／北京报道

　　一张口，曹文轩就说，他没有高考故事，因为他是被推荐保送的工农兵学员。

　　曹文轩一生感谢王德义老师：“她是我的恩人。如果没有她，我就上不了北大：如果没有上大学，我只有两种人生可 能：要么始终和土地捆绑在一起，要么在地方上从政。”

　　曹文轩的人生奇迹，发生在他的20岁。他的父亲是个小学教员，既无权也无势，而且贫寒，这样的家庭背景。若没 有特殊的才能，好运通常到不了他那里的。曹文轩总是在想，自己何时才能离开“牲口一般”的乡间劳作。

　　盐城不大，江苏省里下来的高校招生名额，分配到那里，只有一个。1974年某天，曹文轩接到一个电话，是北大 法律系的老师王德义打来的。她要他进城来见个面，后来知道那是个面试。由于业余创作，曹文轩在当地颇得名气，也许正是 因为这一点，这个名额居然被他得到了。王老师见到曹文轩，对他说：“你去北大吧。”当时北大招生是具有优先权的，王老 师最先把曹文轩的档案拿到手里，这决定了20岁的曹文轩的未来的命运。

　　“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并不像想像中那样一团乱的，也是很有章法的，事先要通过数学和物理的考试。由于名额有限 ，所以更难。”曹文轩说。

　　乡中子弟被北大录取，这在当地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同时也是巨大的荣耀。曹文轩清晰地记得，当时乡亲、朋友以及 同学，凑了粮票和钱来，父亲还请木匠为他新打了木箱子，当时是雨季，等那箱子到了北京，便裂了一个大缝，足以钻进一只 耗子去。

　　曹文轩被保送到北大图书馆系。学了1个月的图书分类法，便转到中文系去了。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开创了北大历 史上转系的先例。大学毕业时，北大要他留校任教。曹文轩不干，回到盐城老家，结果北大一直按时给他寄发工资，“我整整 领了一年半的工资，实在不好意思，还是回来了。现在让我去哪，我都不适应了，只能待在北大”。

　　在北大执教二十几年，曹文轩教出了一批如刘震云、陈建功那样的学生。谈到高考的残酷性，曹文轩觉得，竞争是现 代社会正常而普遍的事情。要想让普通家庭的孩子通过平等自由的路径进入高校，那中国除了高考这种方式，没有别的办法。

　　“我的孩子高考的时候，总是叫苦。我说不要叫，你学到晚上11点，我们做家长的还来陪着你。我像你这样大的时 候，还在田里割稻子呢，又有谁端着牛奶在一旁候着？”曹文轩认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苦难。有个细节总是被忽略， 当下这个时代的语境，是个“享乐主义时代”的语境。我们这个时代，缺少了苦难教育，家长自己曾经经受的苦难，不愿意让 孩子来承担，他们过分地渲染了孩子的苦。“但我认为，这种苦难，是不能省略的”。

　　“高校招生的名额就那么多，谁能上，谁不能上？谁能上名牌大学，谁不能？总是要通过考试决出。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竞争将永远反映在高考上面。”

　　李六乙

　　“人艺”导演，先锋戏剧的领军人物。

　　中央戏剧学院1982级

　　一看是通知书，我的脑袋就开始充血

　　外滩主笔 俞悦／北京报道

　　“我第一次高考，落榜了。”光头导演李六乙语调平和。

　　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当时李六乙有着明确的理想，就是考哈尔滨军工大学，当物理学家。然而事 与愿违，他的最初的梦想因几分之差而破灭。

　　第二年他在家待业一年，到了1980年，他决定报考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于是1980-1982年，他在家自 学了3年。

　　整整3年，李六乙每天骑自行车到四川省图书馆——早上9点准时进去，晚上9点出来，1000多天，不敢间断。

　　泡在图书馆里的那3年，李六乙看了大量戏剧理论方面的书。80年代初，全国展开了“美学大讨论”，他的阅读开 始涉及美学、哲学、历史等领域，他的大部分知识储备，都来自那个阶段。李六乙书读得越多，就越有自信。1982年，当 他把自己的论文寄到中戏的时候，对考上中戏已经胸有成竹了。

　　那年的4月，中戏的熊源伟老师来到成都——他负责西南考区的招生工作。去之前，有人跟他说，四川有个小子论文 写得很厉害，要他留意。“我那时年轻气盛，读了几本书就喜欢卖弄。我论文的标题是《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与中 国戏曲之比较》，后来在考场上，我对答如流”。专业考试，李六乙是西南考区第一名。

　　“考试那天，我记得除了主考官熊源伟，旁边还有一位老师，一直默不作声。末了，他突然发问：劳逊《电影戏剧编 剧》一书的精髓是什么？我答，强调意志冲突。他笑了笑，什么也没说。接着是作品分析考试。一帮考生们被带到电影院里， 好像看的是郑洞天的作品《邻居》。我进去的时候，手上拿着纸和本，结果被后面的人一撞就找不到了。这时旁边有个人笑着 说别着急，我帮你捡。我认出是考场上问我问题的老师。后来进了中戏，我才知道，他就是现在中戏的名誉院长徐晓钟先生” 。

　　论文和作品分析之后，李六乙被通知赴京参加面试。“面试包括小品、朗诵什么的。我根本不会考。那些北京考区的 考生，都是专门请了老师进行了专业训练的，我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呀。”李六乙不记得当时得了多少分，他只记得他用成 都话朗诵了一首诗。

　　等待结果是最折磨人的。“在考场上结识的那帮考生，文化课考试之后，来往频繁起来。到后来就开始传消息，人心 惶惶的。有个考生的父亲是新华社驻成都记者，她的消息最多”。

　　到了8月底，李六乙的通知书还没有到来，家人就开始着急了。有一天，家在成都市川剧院的一个考生给李六乙打电 话，说他的通知书地址寄错了。李六乙家在四川省川剧院里，结果寄到了成都市川剧院。这个小小的疏忽，着实折磨人。

　　“我跳上自行车就奔成都川剧院了，到那儿打开信封，一看是一张红色的通知书，我的脑袋就开始充血”。就这样， 李六乙成为他们那个院子，甚至是那条街道上的第一个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