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访谈

　　“我是研究智能机器人的，想的是把机器变得越来越趋向人，所以我对把人变得越来越趋向机器特别敏感。”　　--王树国

　　□本报驻京记者　孟汤

　　“我再次强烈呼吁--还高校自主权！”采访结束时，王树国说，“别的话可以不发，

这句话一定要发。”

　　在高校校长群体中，王树国当属典型的“少壮派”。王校长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说到动情处，手势联翩，神采飞扬，观点鲜明，不加掩饰。

　　哈工大毕业后，王树国致力于智能机器人的研发并卓有建树，曾任国家“863”计划智能机器人专家组副组长。三年前，有两个机会摆在了王树国面前--黑龙江省副省长和哈工大校长，时年44岁的他选择了后者。

　　我为孩子要权利

　　记者：对于当下高校流行的建“世界一流”的口号，您是怎么看的？

　　王树国：如果把“世界一流”作为奋斗目标，我是非常赞成的。中国没有理由不争取做一流国家，中国高校也就没有理由不争取做一流高校。

　　如果把“世界一流”作为炒作由头，今天你建一流，明天他建超一流，坦率地说，我非常不喜欢，自己人之间喊来喊去尤其没意思。站在自己的高度看世界，与站在世界的高度看自己，完全是两回事。前者就像井底之蛙，虽然也可以看到天，但其志向永远不会比井口大。哈工大更愿意站到世界的高度，回头审视自己，检讨自己的不足。

　　记者：假设全世界理工科院校进行排名，那么哈工大可以排到多少位？

　　王树国：目前差得还很远。在某些领域和学科，比如航天、小卫星、机器人等领域，哈工大可以与世界一流学科平等对话。但从整体上看，不仅仅是哈工大，我们所有的高校离世界一流差距都很大。

　　记者：最致命的差距在哪里？

　　王树国：机制和体制。教师水平、学生培养质量、科研创新能力、教材硬件环境等等因素都或多或少受到机制与体制的制约。高校的机制和体制，才是命脉所在。

　　机制和体制的具体内容谈起来千头万绪，仅从高校权利而言，我国大学现在还称不上是名副其实的独立法人，现在来谈质变性的发展似乎是奢侈的。

　　记者：您希望得到哪些权利？

　　王树国：我仅说一个比较便于理解的吧，比如高校自主招生。

　　现在我们的孩子考大学，全国上下，一年就考这三天。高考的三天，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考定终身……考不好对不起，来年再见。年轻人的这一年，比60岁以后十年的时间都宝贵。我们都说以人为本，因材施教，以现在的高招方式，能做到吗？如果说，我们的高校能自主招生，分散招生，让孩子们每年有多次机会，不比现在好吗？这不仅仅是一个招生方式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千百万孩子心理素质健康成长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这个民族国家未来发展的大问题。

　　记者：高校权利的不完整，是否已经严重到使高校难以完成自身的义务？

　　王树国：我们就来先谈高校的义务吧，我喜欢用使命这个词。高校的使命，我认为是“探索未知世界，传承社会文明”。

　　也就是说，高校应该负有两方面的使命———自然科学的使命和人文精神的使命。这两个使命，决定了高校不仅要传承中华民族的文明，而且要有全人类的胸怀。

　　全世界高等教育都是这样的。从社会分工而言，社会上有政府，有企业，有社团……为什么要出现大学？社会发展靠的是人才，而高校就是专门培养人才的地方。

　　从目前来看，我们的高校———或者说高等教育体制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可以说已经影响到了整个社会孩子们成长的全过程。

　　记者：您认为，在高校权利不完整的情况下，对孩子的哪方面影响最大？

　　王树国：没有机会接受完整的心灵养成。

　　孩子们在幼年时代就被告知，高考就是生死抉择，而分数是最高标准；在这个重压之下，孩子们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少年时代尚未完全结束，孩子们就要完成这个生死抉择。让这么小的孩子承受这么大的刺激，可能造就一些“钢铁战士”，但更多的孩子可能受到致命打击。这种痛苦是必须接受的吗？

　　记者：孩子没有机会充分接受心灵养成，可能会产生哪些后果？

　　王树国：考不上大学的孩子，其挫折感是难以言喻的。在社会上他感受的是苛刻，这种感受也许会在他的心灵中埋下报复的种子。

　　回头看看考上了大学的孩子，经过长期的心理压抑，往往也会出现个别的人格残缺的现象———自私自利，缺乏同情心，自认高人一等，做了错事难有发自内心的惭愧，觉得特权合情合理，一切都是靠个人奋斗换来的，不懂得感恩和回报社会……

　　我倒不是说社会的普遍现象都是如此，而是说社会应该给孩子们多一些选择。让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和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都能以主人的心态参与社会。

　　记者：您似乎在说，您不是为自己要权利，而是为孩子要权利。

　　王树国：就是这样，没有什么需要隐讳的。

　　台湾一位大学校长说，国家兴亡我有责！我非常钦佩这位校长。现在我们有了问题大家往往互相埋怨———这是你的责任，这是他的责任，这是领导责任，这是政府责任……惟独自己没有责任。

　　为什么说国家兴亡我有责？因为他把自己与国家放在同生死、共命运的位置上，而不是置身事外，靠嘲讽历史的苦难建立自己的名声。我们这个泱泱大国，花在无谓的内耗和争论上的精力太多了，以指点江山为生的人太多了。

　　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未来30年，所有的国家各级领导人都要从现行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这群孩子中出现。他们的人格，将决定中国的未来。所以，还高校自主权的意义在于着眼于人性化教育，培养孩子的情感和心灵。

　　众所周知的难题

　　记者：您对英语四六级考试很不以为然？

　　王树国：英语是世界语言，不学好英语我们没法和世界交流。

　　四六级(考试)的出发点很好，可以激励社会重视英语，学生学好英语。可是把英语成绩与学位挂钩，那就完全走样了。

　　英语过关了，品质和素质过关了吗？专业课程过关了吗？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了解了吗？考核一个大学生可以有很多指标，为什么独独选择了四六级英语？这是科学的评价标准吗？

　　大学考四六级，孩子们就从幼儿园开始学英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生，以后评职称……我真是不知道，中国人学英语要学到什么程度？

　　记者：您反对您的研究生在英语上花太多时间吗？

　　王树国：我不反对学英语，相反，我鼓励学生学英语。我反对的是把英语作为获得学位的前提。

　　外语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学的。任何一门语言都是一门学问，钻研下去，学100年也学不完。

　　以四六级为分水岭，这群人行，那群人不行，这合理吗？同学们为了过英语关，不得不占用大量时间，结果专业课耽误了，大学读得忧心忡忡。

　　听说兄弟院校有的学生，因为四六级过不了关，心理压抑导致自杀。这让我很震惊，也很痛心。我当了校长想改变这一切，但强大的社会压力使我不敢去闯这道关。

　　记者：为什么？

　　王树国：我得关心学生的就业问题。用人单位都要四六级证书，这就逼得我没办法了，我不得不违心地让学生们去过四六级这关。

　　所有业务课都不是全国统一考试，惟独四六级英语是，无形中四六级证书就成了全国用人单位惟一的通用标准了。

　　记者：哈工大在工程技术方面实力超群，您认为大学该不该办企业？

　　王树国：我们绝不能越过自身定位，干自己不该干的事，这就叫有所为有所不为。校长和企业家合一，不可想象。

　　过分倾心于创业，你就不要再把自己说成学校的一分子。比如联想就很好，你为中国贡献了一个好企业，但创业者的身份就不能再是研究员了。

　　我也不反对企业家返回学校，重新开始教育研究生涯。我强调的是定位清晰，你站在什么位置上就应该说什么话。你又是企业家，又是研究员，又是校长，这就乱套了。

　　记者：对于课题方面的放权您怎么看？

　　王树国：清华大学的陈丹青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他是画家，他要培养的是美术博士，如果连这么点灵活性都不给他，怎么指望他能培养出理想的学生呢？

　　记者：放权给高校，有助于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吗？

　　王树国：肯定有所帮助，我们不追求绝对的公平，但总得日趋公平，不能越来越不公平。

　　现在教育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大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自己的领土上，在同一部宪法之下，为什么大城市考大学就那么好考，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教育资源越集中？每年的高考移民问题，不能说不是我们的体制造成的。

　　从我国的经济形态来看，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并存，也就是最高级和最落后的并存。这就是我们国家改革发展的难点所在。所以我们应该培养多元化人才，中国的高等教育应分层次管理。大学如果是真正的独立的法人，他应该知道怎么培养合格的学生，也应该有权选择学生。

　　当办学自主权下放给学校，学校就没有任何可以推脱社会责任的借口，社会的评判将直接影响着学校的兴衰，所以学校就会努力贴近社会，在此过程中，教育资源会得到比较合理的分配。我们希望随着经济的发达，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

　　从目前情况来看，高等学校与社会结合的动力不大，反正管理单位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不主动与社会需求结合也不会被淘汰。实际上，办学自主权下放后，学校的压力会更大，自我约束力会不断增强。

　　记者：如果权利都下放到高校，如何防止营私舞弊现象的孳生？

　　王树国：会有这个问题。但我们不能因为怕出现这些问题就裹足不前，小平同志如果不在南海边划了个圈，我们能有今天吗？

　　总有人说，政府这么管，高校还免不了营私舞弊呢；如果高校自己来搞，那还不把中国的高等教育搞垮？

　　反过来问，教授招生肯定会比官员招生腐败？现在山东考大学比北京难上那么多，这就叫公平？

　　我想高校有了自主权之后，不会比现在更乱的。以前我们怀疑：如果政府把自主权给了企业，他还不天天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现在我们问100个人，我想也没人会认为政府管企业是个好主意了。高校也是一样的，如果乱搞，社会不会买你的账，校长很快就会下台，学校很快就会垮掉。再说，学校违规，上有国家法律，下有规章制度，不会彻底无政府主义的。

　　现在的高等教育体制与高等教育的使命是缺乏有机联系的。年复一年，今年的事明年还出，后年可以预期地还会出……我们不惭愧吗？至少可以拿几所学校做试验吧？

　　没有困难，要我们这群人做什么？

　　记者：作为副部级官员，您如何看待校长的官员身份？

　　王树国：官员级别与高等学校没有内在的关系。如果政府认为某个学校重要，可以以财力、物力、政策加以支持。

　　我想任何一个高校校长到了国外，都不会主动介绍说自己是全世界行政级别最高的校长的。

　　如果说中国的教授是世界上最好的教授，我们做校长的就完成自己的使命了；如果说中国的校长是世界上级别最高的校长，那是笑话。

　　记者：在现有的体制下，您作为副部级校长，能做什么？

　　王树国：我能做的只是(考虑)考到哈工大的学生该怎么办。

　　哈工大成立了基础学部。基础学部是高中到大学的过渡，采取小班制，配备班主任，所有一年级学生首先要在基础学部学习。这么做，主要是考虑让新生适应大学生活，让他们学会自我约束，自主学习，避免突然到来的自由毁了孩子的一生。

　　至于还没有考上大学的孩子，我还不能告诉他们：你们致力于提高素质吧，别分分分了。我这么做行吗？考不上大学不都来找我了吗？

　　记者：您抓全面工作，十分钟换一个角色，有没有困惑？

　　王树国：我想改变这种状态。我之所以想当校长，就是因为我看到了高校中这么多问题需要解决。

　　记者：您最讨厌的事？

　　王树国：开会，无休无止的会。

　　我最喜欢的事，是看到自己的想法很快有了结果，得到了验证。跑经费，跑关系，各种各样的场合，各种不得不打的交道……忍住烦恼，做成了就高兴了。

　　记者：本科学生有机会接触到您吗？

　　王树国：明天我就和大一学生进行一个“理想人生信念”的座谈。大一新生，也知道大学大概是怎么回事了，也能提出一些问题了。我需要了解学生，学生也需要了解我。

　　记者：您如何看待文科和理科的割裂？

　　王树国：哈工大很关注人文的建设，我不希望哈工大学生都是书呆子。内秀外拙也不行。

　　无论什么专业，理学的底子必须打好，还必须懂得点历史和社会，还要有人品、素质的熏陶。有了足够的人文素养，才有足够的心灵动力，才会有更高的目标。哈工大在这方面做得还不错，经常会举办各种各样的讲座。

　　我是研究智能机器人的，想的是把机器变得越来越趋向人，所以我对把人变得越来越趋向机器特别敏感。

　　自然科学研究到深处，是与人文科学紧密相关的。

　　记者：清华大学顾秉林校长主持宋楚瑜演讲，引发批评，您愿意评价一下吗？

　　王树国：我和顾校长很熟，他是核物理学家，一个篆体的生僻字不认识也属正常。你可以找中文系的教授试验一下，看看在没有字典的情况下有多少人认识那个字。

　　如果就此说清华大学校长人文素质差，这个结论过于草率。假如顾校长知道这首诗，会读那个字，那就能说明校长群体的综合素质高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此重大的场合，相关工作人员应该事先有所安排。

　　记者：中国高校校长群体的素质，您如何评价？

　　王树国：我认为中国的高校校长是非常务实的，对自身的要求也非常高，工作压力也许超过了国外校长。因为他们是在各种约束的前提下，在不平等投入的前提下，完成与国外大学竞争的任务。简单地说，中国的高校校长群体，是优秀的群体。

　　记者：您有没有不满意的地方？

　　王树国：有一点，现在的校长不是职业化的。

　　这边当着专家学者教授，那边当着校长。在校长室里坐了三小时，对不起，我要做实验去了。我赞成校长是学者，当过学者，但我不赞同你当了校长后，还以学者身份为主。

　　当大学校长是一门学问，全心全意都未必能干好，三心二意肯定干不好。校长应该是职业化的，应该具有强烈的职业精神。

　　记者：您做了校长之后，是否更有机会获得学术地位？

　　王树国：我的责任是让哈工大出现更多的院士，而不是我自己当院士。如果我自己当上了院士，而哈工大院士却越来越少，那我就是失败的校长。

　　记者：您充分估计了您的想法实现的难度了吗？

　　王树国：如果没有难度，那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人民上税养着我们，不就是要我们解决问题的吗？我们不能回避难度。改革总会制造新问题，可如果不改，再过十年还这样，甚至更恶化，我们怎么向未来交代？

　　而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我认为就是让高校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法人。所以我再次强烈呼吁，还大学以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