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6月27日报道，在6月26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中，性骚扰问题首次进入立法者的视野。“任何人不得对妇女进行性骚扰”；“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对妇女进行性骚扰，受害人提出请求的，由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草案中的三个条款如果得以通过，将意味着我国法律首次明确对性骚扰行为说“不”。
通过法律规定来遏制性骚扰，是顺应社会文明进步的大势所趋。
突破“性骚扰只是一个道德层面问题”的窠臼，我们走过了相当艰难的一段路程。无论是近年的全国两会，还是其它一些场合，立法反对性骚扰的呼声日渐强劲。今天，我们终于能在一个较为广泛的层面上达成共识：性骚扰事实上已经危及到部分人群的尊严、身心安全等权益，性骚扰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它更有必要提高到法律层面，由法律明确对这种行为说“不”。
2001年7月，针对发生在西安的我国首例性骚扰案件———一公司女工童某状告公司总经理对其性骚扰，本报刊发社评《在法律层面关注性骚扰问题》，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这是法院首次对性骚扰案立案，它标志着性骚扰问题终于走入法律的‘视野’。”当时，“视野”二字是加了引号的，它只是从性骚扰首次被立案的角度强调其突破性意义。
有关资料显示，时至今日，全国有关性骚扰的诉讼不足十起，大多以原告败诉告终。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司法机关始终无法摆脱无法可依的尴尬。有专家指出，我国《刑法》等法律规定对于大量存在的一般性骚扰并不适用，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则侧重于公共场合，对私密性较强场合的性骚扰缺乏有效的惩处。性骚扰问题进入立法视野，有望填补我国在反对性骚扰方面的空白，无疑，也将为性骚扰的受害者依法维权提供相应的法律武器。与此同时，它也向社会公众传达一个信息：社会对这种行为持谴责和否定态度———性骚扰是一条“禁行线”、一条“高压线”；它是一种警示、一种震慑。也许有人担心，这样的法律规定会引发社交恐慌症，“以后开玩笑可要小心了”。对此，我们有必要回到法律的本源上理解，即法律的实施在于规范人的行为，这种规范既包括对社会行为的限制与惩罚，同时也包括对社会行为的指导与引导，即什么行为是社会所不允许的，法律为公众设定出一个明晰的行为规范“指示牌”和“底线标识”。
现代文明社会，法律对公民权益的保护应该是日趋全方位和人性化的。性骚扰在本质上反映了一种不平等的两性关系。特别是发生在工作场合的性骚扰，往往伴随着掌握一定权力和资源者对下属的一种控制，这种控制侵害着女性的人格尊严。而法律禁止性骚扰，对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女性而言，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可以期待，有了“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的法律条文，将会强化用人单位在预防和制止性骚扰上所应承担的责任，以往用人单位对性骚扰问题视而不见、放任不管的姿态将不得不有所改变。这将对某些潜在的骚扰者形成相当程度的约束，有利于为女性创造一个比较安全的工作环境。
当然，仅有原则性的法律规定，远远满足不了司法实践的需要。就性骚扰的界定、取证等问题，人们还有各种争论和担心。我们也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有效遏制性骚扰，立法的完善只是第一步，它同时与司法的公正、公众维权意识的提升、公众健康的两性观念的形成等息息相关——但是，无论如何，立法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