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转农我们上山下乡求发展

　　这似乎是一个做什么都可实现，于是人们什么都可做的时代。有人当男人厌了，去医院一趟就可满足做女人的愿望；在明亮的写字间坐久了，明天挽起裤管跑街卖卖报纸也不算什么稀奇。国家政策日趋开放，还有天意人为的诸多因素，使得人们的价值取向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二十几年前，当住在红砖楼房里的城市老大哥还在洋洋自得地享受着国家供应粮、大马路、公共汽车和电灯时，与城市一路之隔的农民老二哥，仍在煤油灯和羊肠小道上踯躅摸索着。直到有一天，国家政策洞开城市的大门，才使一群窥探城市许久的农民洗净

脚杆当上了城里人。

　　这就是一度是社会热词“农转非”。相信派出所户籍警在这十多年里是最繁忙的，而其间农民的心情也是最亮堂的。

　　但是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多年前敲锣打鼓欢庆进城的喧闹声犹在耳际之时，没想到的是，多年后的今天，数量不算太小的一批城里人却在为着下乡的理想梦寐萦怀、盘算憧憬、不懈努力着……当农民，一场城里人的自觉运动

　　6月21日一早，家住渝中区学田湾正街的寥华明兴冲冲地来到渝北区公安分局洛碛镇派出所，要求将他的户口迁到该所辖地沙地乡。这天天气很好，他心情也很好。沙地是他的家乡，10年前，在他考上大学前，这地方就是他的户口所在地。他满以为这是桩小事：把城镇户口迁到乡下，不正好可以减轻“人满为患”的城区的负担吗？何况现在“农转非”都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了。没想到户籍民警和颜悦色的回答给了他兜头一瓢冷水：“非转农”是国家政策不允许的，你可以将户口迁到农村来，但户口挂靠仍是非农户，并且不得以农民的身份分土地。寥华明失望之余又生感慨：没想到现在想当个纯粹的农民还很难。

　　当农民不成的寥华明最后这样问记者：难道城市人就不能当农民了吗？

　　带着寥华明的提问，记者近日采访了渝北区公安分局。户政科一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警告诉记者，由于渝北区属于我市重点开发区，早在上世纪中期“农转非”还很火热的时候，就陆续有城市居民到该分局申请“非转农”，因国家政策不允许，均被一一驳回。但上世纪80年代因历史原因成为城市人口的除外——这部分幸运地恢复了农民身份的城市人，实际上本就是在农村有房子，有土地耕种，且具有自理口粮户口的农民。

　　城市人当农民难，那么又有多少城市人愿意当农民呢？

　　28日，记者在采访位于重庆城乡结合部的南山镇时，该镇党政办干部刘斌告诉记者，2001年，该乡就曾接到11名城市人要求将户口迁往当地农村的请求。而来自大渡口区公安分局的消息称，早在1999年春，该局就接到第一位城市居民愿将户口迁转到附近郊区的申请，到了第二年，申请人数就已增至4名，后来在公安部门的宣传下，主动要求“非转农”的城镇户口居民才有所“收敛”。另据渝北区公安分局有关人士介绍，近年，尤其是本来有土地却因为国家征地等原因而成了城市人的这部分居民，更是表现出了对乡村生活的空前热爱。记者在渝北区黄泥塝龙塔村采访了解到，早在2002年就幸运地“农转非”的该村村民，当“城里人”还不到半年时间，就有不少怀着焦渴的心情自发回到了农村那片土地，有的还迫不及待地开始了租地也要种菜种粮的务农生活,成为了新型的城市农民。而人和白寺村部分村民在1998年因土地被征用全部“农转非”后，至今又有不少村民回到农村当起了“农民”。以他们的话说，当农民踏实，守着一分田土，至少不会饿肚子，不像住在城市的“光石板上”，伸手就要钱，感觉不安全。

　　到底是什么使得那片曾让土生土长的农民们忙不迭想着“逃离”的青山黄土，在今天的城市人眼里有了如此巨大的魔力？据记者了解，事实上，城市人选择扎根乡下主要有如下理由：

　　一、创业。城市人下乡创业在近年呈现空前火热的局面。据南山镇刘斌介绍，自10年前家住渝中区的李仁和在联合村开了第一家泉水鸡店，至今那一带已形成泉水鸡一条街，而这条街近20家“泉水鸡”的老板几乎全部都是来自主城区的城市人。

　　原在沙坪坝区做通讯设备生意的百万富翁倪秀芸曾是一名大学生，前年却突然辞别大都市去江北五宝乡养起了猪，从女秀才转而成为女“猪倌”，过上了她向往的田园生活。问她为何做出这一特别的选择时，倪秀芸秀丽的脸庞展开了笑容，开玩笑说因为她喜欢大个子猪，觉得养着踏实，实际上是她厌倦了来自大城市的残酷竞争，也看准了农村这片土地的广阔前景。她认为即使一年的净收入还没有在城市做通讯设备的收入高，她仍愿意一辈子呆在农村。

　　二、改变生存方式。现代都市人生存压力大，也特别注重生活环境质量，所以有着清新空气的农村成为了都市人的首选。据黄桷垭镇信访办刘主任讲，自前年至今大约有近25户城市人到该镇所辖的村庄买房，而这些买房户大都家有退休老人，他们期望的是能在这个风景宜人的乡村安度晚年。

　　三、嫁娶。城市人在户口上不能“转农”，最“投机取巧”的办法便是嫁个农村老公或是娶个农村老婆，这种扯萝卜便带出泥的办法使得很多城市人终了心愿，过上了他们想要的田园生活。刘主任就介绍说，近10年间，他所知道的这种一工一农户仅在他们黄桷垭镇就大约增长了近50家。

　　四、求生。听惯了农民进城务工，再反过来说城市人去乡下谋职，好像有点别扭，但事实上，现在城市人在乡下人开办的摩托车零配件加工厂打工，或者在乡镇开办的便利店里当服务员已不算什么稀奇事了。刘斌这样告诉记者，在南山镇的打工队伍里，你已很难分清哪些是城市人哪些是农民了。

　　总之，在“非转农”这股渐露苗头的潮流中，既有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也有谋生不易的下岗工；既有眼光独到的生意人，也有学有所成的大学生。他们的身份虽各有不同，但似乎在一夜之间，都不约而同地深情地爱上了属于乡村的那片土地。农民，这个十多年前甚至被城市人不屑挂齿的称呼，其内涵现在正被城市人以自己的行为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刷新。

　　那么，这是不是一种偶然性的事件呢？近日，记者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江西省新余市100多名大学生毕业后集体申请去农村创业。无独有偶，不久，昆明数百名大学生也作出同样创举，而铜陵市数以百计的城市人集体向公安局递交“非转农”申请就可谓场景壮观了。

　　去农村开天辟地大有可为，并且无一动摇在农村继续生活的念头，这是记者在采访几位“非转农”人士时的一个强烈感受。与当前加速推进城镇化相对应的是，当回归乡村这种客观的需求变成了一种主动的选择时，我们看到，城乡传统的鸿沟正在消融，而生活，也因着这种选择和改变，展现出另一重魅力独具的“广阔天地”，另一种意义上的“天上人间”。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

　　杨小波：男，25岁，毕业于西南农业大学

　　以往身份：大学毕业生

　　现在身份：地主

　　虽然小小年纪，却有四年“地主”史。他认为农村这片天地大有作为。他在农村的发展还刚刚起步，但他相信自己有一天会异军突起，以其独立的形象占领市场。

　　杨小波刚满25岁，却已在土地里“打滚”四年。还在读大学时，他就嗅到了泥土的芬芳，鼻子痒痒的要伸出爪爪来。有一天，他忍不住去巴南区解放村转悠，看到一片平平整整的荒地顿时动了心，他几乎是跑着去村庄要来了这片土地。

　　村干部要他在一份协议上签字：租地三年，单价每亩800元，可过了一年后，租金单价涨到了1000元。这，丝毫不会打击他的积极性，一个还只能靠父母养活的稚嫩大学生在这方面豪情万丈。

　　他第一年投资3万元种花，是父母筹集的钱，还要请他当工人的父母做“丘二”，替他挖土、施肥、浇水。将他的父母累得半死，他只能在不上课或在学校放假的时候飞跑到土地上，做他爱做的事。自己要学习，只能留半个心在土地上，父母又不懂这行道，所以一年下来：亏！第二年，他多放了点心思在那上面，就赚了一万多元。这使他信心倍增，但他说他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小心翼翼地守着这四亩地，结一个小果子就行了。

　　但这不是杨小波怯懦，他说他现在需要的是知识和经验，因此他在外面上班，工作便是种花和种苗圃。这是他积累资本最有效的途径。待时机成熟，他要在他的土地上种花的同时还要养殖土鸡，在附近鱼塘养鱼，形成食物链。

　　谈到未来，杨小波很有雄心壮志，但他同时也告诉记者，金钱不是纸做的，汗水里有盐份，一切都还要靠自己辛苦挣来。

　　作为一个25岁的城市男孩，这个时候大都喜欢泡吧，可他却喜欢与沉默的土地打交道，是为什么？

　　杨小波这样回答记者：因为首先土地是自然的，你与它打交道不会感到累；其次，土地里藏有金银财宝，只要你肯努力，掘地三尺，你终能掘到财富；第三，它没有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我在我的土地上是自如的。心情一轻松，发展就顺利。

　　再次谈到未来，杨小波告诉记者，他会在农村挖一辈子的地，当一辈子的农民。也许有一天他会挣很多钱，也许还会去城市买商品房，如果到了那个时候，他就把锄头挂在城市的墙壁上。下岗工在山里创下一片天

　　谢德炳：男，33岁，沙坪坝区人

　　以往身份：重庆热水瓶厂下岗工人

　　现在身份：农场主

　　为生活计，他走上了“非转农”的道路。创业6年，现总计承包150亩山林，拥有歌乐山中两座山和白市驿一座山的使用权，成了“山大王”。旗下有28个兵，拥有一辆桑塔纳轿车。年产值据说有七位数，但他本人用一串笑来回答。

　　谢德炳1990年毕业于园林专业校时被分配到了热水瓶厂当工人，从每月100多元收入干到每月能拿270元，他熬了8年。即使这样的待遇也没能让他享受到多久，不久，他下岗了。为生存计，他跑过摩的，妻子也到处打工，两人的收入加起来也只能勉勉强强糊一家三口。生活过得一塌糊涂。

　　1999年，一个偶然的机遇，使他萌生了承包山林种树苗之念。

　　他拿出多年仅存的8000元积蓄，承包了位于歌乐山的11亩山林，先雇了一个农民，加上他本人和他妻子、二伯四个人，在山林里干了起来。

　　挖土、挑粪，这些活儿是他这位城里“少爷”从来没有经受过的，可他不怕！

　　还好，老天有眼，第一年下来，他有了2万元收成。欣喜之余，他又于2002年承包了歌乐山的又一片山林，共计60多亩，种树兼种花，一年租金3万元。

　　为了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他又于2003年，在白市驿承包了70多亩山林。这里的租金比歌乐山低，可运费相对要高一些，于是他自己买了车运输花木，又买了一辆桑塔纳供自己在这三座山之间来回地跑。

　　自己当老板了，有车有房，每年还有源源不断的收入，手下还有28个兵，这就是谢德炳从一个下岗工人到农场主的简短经历。回想这一切，谢德炳感慨万端，自己很少想自己走过的这一段路，现在想起来，感觉像梦一样，不经意间到林中做了一只鸟，飞来飞去的，不知何时是尽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说他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归宿，他适合在这片无语的山林里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誓将农民当到底的老处长

　　何伦军：男，68岁，大专文化

　　以往身份：重庆道角机床厂总务处处长

　　现在身份：猪倌加农场主

　　10年前提前退休，只为热爱大自然清新的空气。做了农民后，他养过猪，承包过山林。奉行信条：不为赚钱，只为一份自在与逍遥。

　　何伦军像个年轻人一样利索地走进我的视野里。那天，蜂蜜一样的阳光做了他的背景，衬托出他肤色的黑黄亮堂，令人想起土地的颜色。

　　曾官至“处长”的何伦军至今保留着似乎很受处长们喜欢的“一边倒”发型，还有处长们饱满宽阔的额头，但他的装束是纯农民的：灰底黑条纹“抖抖衫”再加灰色“抖抖裤”。听说记者要采访，何处长咧开嘴笑了，说：“我早就有这个打算，城市竞争激烈，空气又不好，当一个农民守几分田土殷实自在得多。只不过当时自己是单位的干部，又有城市户口，辞了职去当农民心里还是有些舍不得，还恐别人笑话。所以，退休年龄快到的时候，我就提前交了申请书。”

　　他退休后，先是在他们厂区附近租了一片地养猪。他认为家禽好伺候，没想到他轻看了养猪也需要技巧，所以后来他又改为承包山林。

　　承包的山林在狮子山，总共60多亩，期限十年。按协议，他每年需向承包单位缴纳租金2000多元，算是很低的。但从他家启程到狮子山需要走1个多小时，每天往返就需要3个多小时，觉得太耽搁时间的他，就索性在半山腰盖了一楼一底砖瓦房，置上几样锅碗瓢具，住了进去。

　　于是，这个原本在家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大老爷子，过起了自己种菜挑水吃的真正农民似的生活。此外，作为种花种树的行家里手，他又去山外请了十几个当地农民，在山上一四六九种树苗，给他们每人一天12元钱的收入。种出的树苗，他直接面向单位出售。现在单位都兴搞绿化，所以他不愁销路。

　　他有三个孩子，都各有自己不错的事业。父亲承包山林后，他们不反对也不支持，但眼见着父亲身体越来越好，孩子们也能够和他及老伴一起到他的山林里看看走走。他告诉记者，他的大儿子还说以后退休了也要到农村来住。农村空气好，自己种点绿色蔬菜吃，还能够延年益寿。我不羡慕城市人

　　胡大叔：男，41岁

　　以往身份：黄泥塝龙塔村农民

　　现在身份：拿着城镇户口的务农者

　　因国家政策，他一夜之间成了城里人，可真正过上城市生活后，八面漏风，左右掣肘，转了一圈，他才发现自己的“位置”其实仍在农村。于是，他收拾起家什，一面户口“城市”着，一面生活“农村”着。

　　在2002年变成“城里人”之前，胡大叔有着一亩多的土地。因着紧跟时代的敏锐，他兢兢业业地做了多种经营。一亩多的土地盯着市场的时鲜蔬菜，抢鲜或者当令地推出，加上毗邻城市的因素，收益良好；屋前屋后饲养了几十只家禽和几十头猪，成了家庭财政的支柱产业。因此，他每月平均都有2000—3000元的进项，在农民兄弟中，也算逼近了“小康生活”。

　　2002年，消息传来，土地被征用搞开发，他着实兴奋了一回。一方面，不但因此可以一次性得到一笔补偿费，数目是以万计。另一方面，胡大叔们会随之由农业户口一变而为城镇户口，成为货真价实的“城里人”。

　　不久后，胡大叔一家如愿在市区里租住了整洁的楼房。放眼望去，自己的居所和万千城里人的别无二致，他觉得很惬意。但这样的幸福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开门就要钱！”这是他成为城市人最大的感受。他算了这么一笔帐：住在城市里，一家三口在外吃饭，——有时避免不了，吃得最次，一人一碗小面，也需4.5元。而做农民时，三口人一顿只需花几毛油盐钱；除此，一个月的房租费、水电气费雷都打不动，而在农村，房子是自己的，水是井水，烧火用柴，至多就一点电费。仅靠补偿费，只会坐吃山空，胡大叔越来越惴惴不安，他决定在城市里找份工作。真正汇入就业大军，胡大叔发现自己举步维艰。小学学历，没有一门手艺，转了一圈，四处碰壁。一天，听说江北北京华联招工，他再次抱着侥幸报了名。当用人方询问是何学历时，胡大叔回答小学。一直还进展顺利的面试戛然而止，用人方只说“好吧，回去等消息。”他知道这次又“黄”了。他时常想起当初做农民时，守着那一亩地，夜晚两三点钟就要爬起来忙活，第二天把时鲜的蔬菜贩出去后，早晨九十点钟就能回到家中休息，那种繁忙后的悠闲令他觉得既放松又踏实。而在城市里每一天的空闲，只让他觉得畏惧和不安。

　　于是，胡大叔退了房子，回到村里，在原有的房基上竖板壁，架起简易的小屋。开发所剩的几分地被他刨出来重新种上蔬菜，猪又喂了十几头，犁田的牛一头，生活依稀有了原来的样子。“虽然我知道永远也做不回农村人了，但我就要做一天农民算一天，还是当农民踏实呀。”

　　策划／陶青 采写/记者 李娟 刘帆洲网络编辑：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