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一八”到“七·七”

　　新华网北京7月3日电题：从“九·一八”到“七·七”

　　新华社记者　徐壮志、李宣良、张宝印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策划“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1937年7月7日，又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从“九·一八”到“七·七”，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走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但，侵略者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卢沟桥畔的枪声，唤起了一个民族的彻底觉醒。

　　随着8年后的抗战胜利，中华民族开始了结束百年忧患走向胜利与振兴的转折。

　　从蚕食到鲸吞——无止境的侵略野心

　　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曾给日本以如此巨大的影响；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在近现代史上曾给中国以如此巨大的伤害。

　　“较之欧美列强，日本侵华的历史并不很长，但其疯狂程度却无出其右者。”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汤重南说，“如果说英、法、美等国是以攫取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沙俄是以侵吞我国的疆域为主要目标，而日本则是两者兼而有之，并在两方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早在1874年，日本就侵略我国台湾，并勒索了五十万两白银。此后，在“甲午战争”中割占台湾、澎湖列岛；作为八国联军的主要一员获得从山海关到北京一线的驻军权——这支名为“华北驻屯军”的日军，正是后来发起“卢沟桥事变”的罪魁祸首；通过日俄战争获得对辽东半岛的控制权；趁一战之际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在明治维新后的70多年里，日本曾发动和参加过14次侵略战争，其中10次是对华战争。

　　侵略者的野心是无止境的。1927年7月，日本田中内阁在“东方会议”上提出：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鲸吞中国的罪恶就这样开始了——

　　1931年9月18日晚，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

　　“晚上十点多，我们都睡了，听到一声爆炸声——随后日本人就打来了。”97岁的陈广忠，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情形。

　　陈广忠当年是北大营的士兵，他和战友们操起了七九式步枪，准备战斗。但是，命令传来：不许还击，而且最好仍然躺在床上不动，拿了枪的也要放进枪库里。

　　数十倍于日军的东北军奉行“不抵抗政策”。短短4个月又18天，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

　　更为可悲的是，事变前，日军兵力不过1．7万人，而东北军留守部队就有25万之多，其中正规军14万人。

　　阴谋得逞——日军的胃口和野心空前膨胀。

　　当时的中国政府一味委曲，却难求一国之“全”。1932年，日军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至5月下旬，突破长城防线，直逼平津。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华北门户对日洞开。接着，又开始了察哈尔自治，华北自治……

　　“日本对中国的蚕食与侵吞，有着明确的战略与步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齐密云认为，占领中国东北，是日本灭亡中国的第一步。1935年“华北事变”是第二步，目的是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第三步就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一举灭亡中国。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日军悍然挑起事端。

　　“日本人打来是早晚的事儿。6月开始他们就没日没夜地演习，有时就在宛平城边演习攻城，闹得我们白天晚上不敢脱衣睡觉，大刀片儿都攥出水了。”85岁的马步先，当年就是把守卢沟桥的中国士兵。

　　抡着那把在“长城抗战”中已闻名中国的大刀片儿，马步先和战友们与日军展开血战……

　　从局部抗战到全民抗战——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侵略者的枪炮所至，中国人民一刻也没有放弃过抵抗。

　　1931年9月20日，“九·一八”事变第三天，尚处在国民党重重“围剿”之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旗帜鲜明地主张抗战。11月4日，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率部在齐齐哈尔江桥镇打响了抗击日寇的第一枪。

　　“中国军队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他们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相持14天，毙伤日伪军6000多人，打响了中国东北抗日第一枪。”齐齐哈尔市江桥抗战纪念馆馆长马利民说，江桥抗战后，抗日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抗日组织在东北纷纷成立，到1933年，已发展到30多万人。

　　1938年9月，马占山在延安受到毛泽东接见。毛泽东说：“八年之前的红军已与马将军成为抗日同志。”

　　在白山黑水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写出了空前悲壮的一幕。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共产党人用鲜血凝聚起了一批又一批的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李敏说，到“七·七”事变之前，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已发展到11个联军共4．5万余人。在14年抗战中，在东北境内，有25万日军被歼。

　　“九·一八”事变后4个月，日军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指挥下，奋起还击。

　　“我们的抵抗，让叫嚣‘上海一旦发生战事，四小时即可了事’的日军大出意料之外。”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任十九路军司令部参谋的复旦大学教授朱伯康说，十九路军的英勇战斗令日军死伤万余人，四易司令官。

　　今年99岁的朱伯康，曾是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助理，听到“一·二八”事变的消息，毅然投笔从戎，加入十九路军。“那时，人们抗日热情高，凡前线急需之物，上海各界民众均源源不断送至军中，并协助挖战壕、构筑工事。”　侵略者的战刀挥得越高，中华民族的反抗就越强烈。1933年1月，日军进逼山海关，中国官兵面对3倍于己的敌人，奋起抵抗，1300余名守军除十余人生还外，大都惨烈战死。

　　长城，中华民族抗击外侮的标志。在这里，29军官兵挥起大刀，令日军在喜峰口“丧尽皇军名誉”，遭受了“50年未有之侮辱”。

　　4年后的“七·七”事变中，又是这支部队再次对侵略者挥起大刀，用鲜血宣示：中华民族从此不再屈辱退让。　此后，“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成了29军的军歌，也成了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的号角。

　　华北危急，平津危急……随着日军侵略的步步深入，中华民族抗战的呼声越来越高。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以“兵谏”的方式，逼迫蒋介石抗日。

　　在举国上下的抗日呼声中，在共产党的推动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抗日名将、事变时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吕正操说，这对于推动国共两党合作，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大历史作用。

　　在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中深受影响的吕正操，在成为中共党员短短5个月之后，便在冀中平原上树起第一面抗日义旗。从此，冀中平原的“吕司令”，成了令侵略者胆寒的称号。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是那场长达1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那么，‘七·七’事变，就是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不再妥协的象征。”齐密云指出，“七·七”事变次日，中共中央就发出通电，提出“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并向南京政府请缨杀敌。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从濒临灭亡到赢得新生——民族精神的涅槃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华民族从持续百年的屈辱走到了亡国灭种的最后关头；从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开始到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中华民族以8年血战和3500万儿女的死伤，换来了百年抗击外来入侵的第一次彻底胜利。

　　“饿了的时候恨不能吞下一头大象，即使饱了，也决不放过一只小羊。”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刘庭华指出，每一次侵略行为的侥幸成功，都使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心加倍膨胀。

　　刘庭华说，面对骄横而强大的侵略者，当时的中国政府曾经选择退让，选择苟安，甚至不惜以丧失大面积国土为代价，换取侵略者饱食之后的短暂停顿。但，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实证明，一次次丧权辱国的忍让，非但不能保全国家，反而更快地把中国推到了灭亡的边缘。

　　“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被毛泽东誉为“平原游击战典范”的百岁将军吕正操，引用这句人们熟知的歌词，来形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

　　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军队，人民，还有回国参战的华人华侨……当每一支枪都指向了侵略者，每一把锄头都成了消灭敌人的武器的时候，不可一世的日军突然发现，占领中国的土地越多，就面临越长的战线，越强的抗争。

　　卢沟桥、徐州、淞沪、武汉……一场场牺牲空前的大会战，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梦想，显示着中华民族绝不屈服的意志；地道战、地雷战、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一种种闻所未闻的新战法，使侵略者胆战心惊，展现了亿万中国人民中所蕴藏的战争伟力。

　　吕正操所在的冀中平原，就是地道战、雁翎队和敌后武工队的故乡。谈起冀中军民这些神奇的创举，老人感慨地说，正是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和人民战争思想，指导抗日军民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从“九·一八”到“七·七”的历史证明，中华民族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有着强大的凝聚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良志说：“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展示了空前团结和不怕流血、决不低头的精神。”

　　事实上，这种爱国、团结的民族精神，不正是中国今天大步迈向富强文明，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可宝贵的资源和财富吗？（完）（责任编辑:廖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