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迷雾觅珍珠

　　2002年3月，南京大屠杀遇害同胞纪念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日本21世纪儿童教科书全国网络、韩国纠正日本历史教科书运动本部等几家团体在南京联合召开“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有幸受到了邀请。会上，有日本学者提议，由三国学者共同编写一部面向中小学生的教科书辅助读物，通过三国学者的历史认知，让三国的青少年了解真实的东亚近现代史，消除日本右翼学者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的影响，促进东亚三国的和平发展以及青少年之间的交流。这一提议得到了与会学者的赞同。本人成为

中方编写者中的一员。

　　古人曾云“以蠡测海”，说白了就是不知深浅。从某种意义上说，近百年来东亚三国的历史关系，其实就是一部日本的对外侵略史，又是一部中韩(朝鲜)及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反侵略、反奴役、反殖民的斗争史，这部历史充满了罪恶、血泪、悲壮和“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三国的学者们能否拨开迷雾，从历史的长海中寻觅一枚“历史认知”的珍珠——至少，作为中方编写者之一的我，当时没有信心，更没有把握。

　　一曲“松花江上”开了好头

　　“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晚上，“香港纪念抗日受难同胞联合会”会长简兆平先生提议中国的与会学者到楼下酒吧小酌。巧的是，日本的荒井信一、俵义文先生以及韩国的梁美康、姜昌一等先生也不约而同地来到酒吧。最初，三国的学者们按着各自的国别聚在一起，酒吧里明显分出了“三国阵营”。喝着喝着，简老先生突然站起身，到柜台买了两瓶五粮液，分别送给日韩的学者们——这一下气氛活跃起来，三国学者开始相互敬酒，你来我往，最后，干脆把桌子并了起来，20几名三国学者围着桌子推杯换盏，谈笑风生。由于在坐的中韩学者多数通晓日语，所以交流无大障碍。大家越喝越高兴，越唠越亲近，乘着高兴劲儿，不知是谁领头唱起了“松花江上”，日韩学者也跟着“引吭高歌”，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唱不准歌词，也不太着调，但却知晓这首歌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影响。接着，日本学者、韩国学者也唱起了本国的传统歌曲，“红蜻蜓”啦、“阿里郎”啦，一曲接一曲。最后，学者们站立起来，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也许，这为后来的共同编写《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开了一个好头。

　　简兆平先生从那一刻起，就一直参与三国的编写会议，也为这部书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今年5月26日韩国召开新闻发布会，简先生还作为中国代表之一，风尘仆仆赶到汉城。所以，尽管编写者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但他留在中国所有编写者心目中的形象是高大的，他也早已成为我们队伍中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者。

　　几分跌宕在心头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历时三年，终于与读者见面了，一时间媒体关注，采访电话不断。

　　但冷静下来细细品味，却有不少感慨涌上心头。《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分为序章、第一、二、三、四章和终章，分别由李宗远、笔者、荣维木、朱成山、苏智良、步平担当各章的主编，最后由步平统稿。后来，第三章主编朱成山先生又委托我承担第三章中有关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的部分，因我是六人中惟一的东北学者，当然义不容辞。岂料，第一次汇稿才感到它的分量着实不轻！且不说史观的分歧，其他在史料运用、编撰方式、内容涵盖等许多方面，都明显同日韩学者的记述有别。中国学者往往轻车熟路地使用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习惯语言。比如，“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此国内的中小学生不会提出什么疑问。可日韩学者却指出，他们的中小学生不懂这句话的含意。日韩的教科书几乎都在每章、节、甚至目(项)的开头提出问题，然后解答疑问，最后再让学生们思考理解……由此也可以看出，即使在编写方式、技术处理等方面三国也存有较大的差异。

　　当然，这些小分歧都是容易解决或统一的，要紧的是史观或围绕某个具体事件的认识差异。应该说，三国学者合作有一个大前提，参加编写的日方学者笠原十九司、俵义文、斋藤一晴等学者是我们的老朋友，此前我们之间就多有联系和交流，他们站在批判日本侵略战争的立场上，指责日军在南京等地制造的一系列大屠杀惨案，敦促日本政府反省谢罪，呼吁改善日本与中韩的关系，因此也屡屡遭受日本右翼势力的攻击，甚至被斥责为“卖国奴”。这该是我们能够和日本学者坐在一起的最根本的前提。

　　然而，三国学者毕竟生活在各自的国度，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国家、民族观等因素决定了此次合作绝非一帆风顺。果然，在分章讨论时，我承担的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内容就出现了争执。中国的传统史观是朝鲜爆发农民革命，清政府应朝鲜国王邀请出兵协助镇压，日本乘机派兵朝鲜，随后继续增兵，偷袭中国运兵船，由是甲午战争爆发。韩国学者却提出，日本和中国都是对朝鲜的入侵，日本学者也表示了赞同之意。于是，围绕这个问题，三方你来我往，都力图说服对方。我们强调的是，清政府之所以出兵朝鲜，目的是为了维护古来的朝贡关系，绝没有将朝鲜纳入中国殖民地的意图。而日本则企图乘机把中国的势力从朝鲜半岛驱除出去，进而控制朝鲜，为其大陆扩张政策的实施做铺垫。可以说，从初稿到出版，期间数易其稿，争执不休。最后基本按照中国学者的意见定稿(见该书第26页)。但是，在韩国学者执笔的“三国间的纷争”一节中，谈到甲午战争前清政府派兵进驻朝鲜问题时，仍使用了“力图影响朝鲜内政”、“对朝鲜王朝内政的影响力日趋加大”、“由于清军的介入，政变……以失败告终”(见第24页)等字句，这在中国的教科书中是极少涉及的。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这段文字并无夸大之处，当时的清政府的确派兵驻扎朝鲜，军事头领袁世凯也的确参与了对朝鲜内政的干预，本着三国历史共同认知的原则，有必要让读者了解这段真实的历史。况且，韩国学者的初稿和后来的几次修改稿比上述文字更为尖锐，只是在双方学者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努力下，才最后修改成这个样子。

　　在东京的一次汇稿会议上，因负责第三章的朱成山先生未到会，我与刘燕军参加了第三章的讨论。在日本学者编写的“日本的侵略战争”一节中，原来的稿件里用了较长篇幅列举日本军政界“南进论”和“北进论”的观点。对此我与刘燕军表示了质疑。我们认为，关于南进或北进，可以在军事史中予以表述，而在三国共同的历史读物中把它并列出来，要告诉读者什么呢？日方的笠原先生是南京大屠杀的著名研究学者，更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认为，南进或北进，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前的重要抉择，南进的结果同北进的结果绝不会相同。其实，这种意见是日本学界带有普遍意义的观点，至今仍有许多人认为，日本同美国开战是重大的战略失误。我不敢妄言笠原先生是否也持有这种观点，但是，我们坚持认为，无论是南进还是北进，日本都是为了扩大侵略战争，而侵略战争的发动者终究要受到正义力量的惩罚，因此在三国的共同读物中提及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再如，对于“七七事变”的爆发，日方的原稿曾提到“不明枪声”，这也是日本学界传统的观点，即“偶发说”。持这种观点的人并非是在否认侵略战争责任，他们只是认为，“七七事变”毕竟不同于关东军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而是由于突发事件才在7月7日爆发了战争。至于“第一枪”是何人所为，右翼学者竟栽脏说是“共产系统的过激分子所为”(见日本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编《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些进步学者也对“第一枪”抱有疑问，所以日文稿中出现“不明枪声”的字眼并不奇怪。围绕上述问题，双方争执来讨论去，成为比较难以定稿的问题之一。直到最后，南进北进论终于从读物中消失，“七七事变”则用了“日本以……中国军队‘非法射击’……为借口”的表述方式。如今回想起当时争议的每一幕，还有几分跌宕在心头。

　　当然，并非仅仅是本人承担的章节发生了争议，可以说从序章到终章，每位承担人都有比我更深刻的体会。

　　理性思辨促共识

　　我不想用“妥协”、“谦让”等字眼来表述三国学者的共同作业，如今回过头来冷静思考，三国学者在史观、史料、史文等方面的争议，其实正是一个促进历史共识的过程，是个理性思辨的过程，也是各国学者的民族感和历史观相互冲撞、交融，最后达到理性升华的过程。就本人的感言，可以归纳出这么几句话：首先是尊重历史的真实，二是维护正确的史观，三是理解对方的立场，四是展开坦诚的交流，最后是达成历史的共识。

　　其中对“理解对方的立场”，更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坦率地说，参与编写的中国学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中日关系史或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学者，对日本学界的流派知之较详，但对韩国、朝鲜史的研究不足，尽管下笔前收集了一些史料，但由于语言关系对韩国及朝鲜的教科书以及历史著述涉猎不深，出现分歧在所难免。通过争议，我逐渐理解到朝鲜近百年来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弱势国地位。不仅西方列强和日本不断欺负她，就连已经灯尽油干的清王朝也不甘心放弃同朝鲜的朝贡关系，对其进行“干预”(或者“干涉”、“介入”)。随着“日韩合并”，朝鲜半岛上的国民连自己的国家也丧失了，直到1945年光复，但是直到今天半岛仍然“分裂”。可以想像，韩国学者在研究本国历史的过程中，该有何等的悲愤！他们的民族感如同中国学者在研究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时的痛楚和感触一样，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和理解。参与编写的日本学者在国内屡受右翼势力的攻击，他们最担心的是出现史实的偏差，也顾忌同日本的主流史观抵触，如果做个换位思考的话，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年寒暑，几多苦涩，与《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隆重推出”相比，一切都是小菜一碟。我只想说的是，中国学者的纯民间组合，不能说举步维艰，却也是关山重重。尤其是三国规定轮流召开汇稿会，往返路费自付，食宿则由当事国负责，这就让中方的召集人步平先生大伤了脑筋！幸好每到“危难”之际，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和马鞍山一家企业依次伸出一把手，救了中国民间组合学者的“大驾”。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杨群先生在揣摩不透出版“行情”的情况下，毅然决定不用我们筹资出版该书(学者自费出书在三国并不罕见)，不然，当日韩两国都有出版社承诺出版的时候，我们该是多么的尴尬！

　　最后还想啰嗦一句，中国从事近现代史研究和教学的大家里手何止成千上万，历史选择了我们，不等于我们就做得最好，而且这一活动毕竟是拓荒之举，肯定存有这样或那样的瑕疵，也会有不同的声音，参与编写的中国学者们肯定能够虚怀若谷，接受来自各方面的中肯批评。□王希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