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传祥外孙女采访困难劳模 “药罐子”难住他们(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04日10:32 新华网

　　一次偶然的采访机会，把记者带入一个特殊的群体和他们特别的经历里。

　　劳动模范，这个通常和奖章、荣誉相伴而出的称谓，在此刻，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分量，成为北京市朝阳区《改善特困群众生活措施》中的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朝阳区共有451人获得全国或市级劳模称号，但其中有63人因收入低、长期疾病等原因生活在贫困之中，这些贫困劳模现在都已离开了工作岗位，退休或离休在家。为此，朝阳区计划设立困难劳模帮扶专项基金，重点改善困难劳模的生活状况。

　　在对几位困难劳模的走访中，我们以为总会听到他们的些许要求，甚至也许还有些抱怨。但，没有。尽管记者目睹了他们生活的窘况，也真切地感受着他们的困难，但这些令人尊敬的老人们，在谈到自己的困难时，他们表现得那么吝啬和不安。

　　我们走访的困难劳模仅仅是这一特殊群体中的几位代表。听老人们聊着往昔，我们在想，他们不仅拥有殷实的精神世界，也应当有一个无忧的晚年。（朱鹰张然陈博马梦娴）

　　马庆香

　　1960年北京市劳模　3501厂退休工人

　　安装心脏起搏器自费花了两万多

马庆香

　　老人心脏不太好，已安装了心脏起搏器

　　马庆香

　　老人是北京3501厂的一名普通退休工人，这位1960年获得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的老人如今住在朝阳区水碓子附近一幢破旧的老楼里。

　　马老住的房子是单位分的一套两居室，并不宽敞的客厅中搭了一张床，我们身体略胖的摄影记者从客厅进入卧室的时候，还费了不少劲。再加上房屋结构不太合理，卧室的几面墙是斜的，房屋内的空间更显得狭小。

　　马庆香

　　老人告诉记者，他1945年参加工作，在邯郸的3501厂为解放军做军服。解放后工厂搬到北京，马老作为缝纫工，在流水线上做军装，并且一干就干到了退休。马老在3501厂是个“备补”，就是随时准备着顶替临时有事的工人。这就要求马老在制作一套军装的过程中，熟练掌握每个工序的制作方法，而且做得又快又好。马老说，能够成为“备补”的工人都是业务熟练、手脚麻利、能吃苦不怕累的。那时候都是夏天做冬装，冬天做夏装，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晚上回到家，胳膊累得又酸又胀，根本抬不起来。

　　马老有4个孩子，其中3个孩子都在3501厂工作，家里的生活条件都不太好。马老和儿子一家三口一起生活，大女儿离婚后，带着孩子回到家里，由于卧室只有两间，只能在客厅搭了一张床。这样，在这套43平方米的两居室中，住了6个人。当马老的大女儿向记者反映住房紧张时，马老板起脸来，冲着女儿喊，“你别瞎说，咱们没有困难！”

　　马老的小女儿告诉记者，自己在工作前从来不知道父亲是劳模，上班之后才听人说起。从小父亲就教育他们要踏踏实实工作、踏踏实实做人。今年2月，只有1000多元退休金的马老突发心脏病，装了心脏起搏器，自费花了2万多元。谈话间，马老忽然眼圈一红，他急忙起身走出房间。

　　高家成

　　1985年全国劳模　原酒仙桥粮管所党委书记

　　付完医药费保姆费每月收入所剩无几

高家成

　　当年获得的荣誉证书铺了一床

　　当记者来到全国劳动模范、原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粮管所党委书记兼主任———高家成老人家时，给记者开门的正是高老本人，他个子不高，身体略显单薄，因为腰椎间盘突出的缘故，背有点弯，走路很慢。

　　高家成

　　老人告诉记者，他1947年参加工作，解放后留用在北京市朝阳区税务局。之后，又被调到五七干校、朝阳区粮食局工作。当时的酒仙桥粮管所经营管理不善，朝阳区粮食局党委决定派一个工作组去，高家成当年就在这个工作组里。后来，由于表现出色，他被留在了酒仙桥粮管所，担任党委书记。

　　谈到当年的工作时，高家成老人陷入了美好的回忆中，上世纪70年代初，高老雇用了许多待业青年、退休老人，建立了豆腐厂、酱油厂，在过去只出售大米、白面的粮店中出售馒头、烙饼、切面、豆腐、酱油等。这个在粮店中搞“副营”的点子，不仅方便了老百姓，更为国家创收。高老自豪地告诉记者，那时每个月都向国家上缴几十万元的利润。酒仙桥粮管所也成为了先进单位。因此，高家成老人在1983年至1985年连续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并且在1985年被评为了全国劳动模范。

　　上世纪70年代，高老的独生子患白血病去世后，高老一直和老伴相依为命，1995年2月24日，老伴又突发脑溢血，老伴每月不能报销的药费有1000多元，为了照顾瘫痪在床的老伴，他请了一位保姆。而老两口每月的退休费加在一起也就2000多元，支付了医药费和保姆的劳务费后所剩无几。

　　高家成

　　老人的困难还是他家保姆告诉记者的，“高老有脑梗、高血压等疾病，去年发病时差点没了命。当年，儿子得病时，高老天天忙于工作，没有对儿子尽到照顾义务，现在尽管经济上遇到了很大困难，但高老对老伴照顾得无微不至，他说自己苦点没什么，现在老了，唯一的希望是老伴生活得愉快。

　　韩秀珍

　　1959年北京市劳模　原通州区商业幼儿园保育员

　　每月药费超千元为省钱不敢住院

韩秀珍

　　每天看着服药时间表吃药

　　1959年被评为北京市劳模的韩秀珍如今与老伴住在三里屯一栋居民楼里。当记者来到韩秀珍家时，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张服药时间表。韩秀珍说，因为每天吃的药品种太多，女儿总怕她忘了、记混了，所以特意做了一张服药时间表来提醒她。

　　一说起当年当上劳模的情景，老两口都特激动。1958年，正在扫盲识字班教书的韩秀珍被调到通州区商业幼儿园当保育员。这是一所寄宿制幼儿园。老师们实行三班倒。那时候没有幼教老师，保育员既当老师又管生活。念过几年书的韩秀珍是“教师骨干”，她要教孩子唱歌、跳舞、识字，同时作为保育员还要给孩子洗澡、洗衣服。韩秀珍笑着说，对自己的孩子都没这么精心过。1959年，在家长和学校老师的一致推荐下，韩秀珍当选北京市劳模，1960年她作为北京市三八红旗手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群英会。

　　1960年，韩秀珍因为工作出色被调到通县一所学校搞小学试验班。但两年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试验班也被取消。大部分老师都回了家。韩秀珍也回到了朝阳区三里屯的家，从此就一直在街道工作，1983年从幸福衬衫厂退休。

　　刚退休时，韩秀珍一个月才199元，这几年一直涨到了518元，从1996年开始，北京市出台了对劳模补贴的政策，韩秀珍现在每月可以得到80元的劳模补贴。但是韩秀珍身患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尿酸等多种疾病，最严重的是哮喘病，每个月韩秀珍的药费都要超过1000元。但是韩秀珍没有任何医保，所有医疗费都要自己负担。老伴一个月有1200元，但身体也不好。韩秀珍说，自己根本不敢住院，有一次哮喘转肺炎，医生说再不住院的话就有危险，要求她必须住院。但为了省钱，韩秀珍愣是在社区卫生站打了4个星期的点滴，扛了过来。

　　韩秀珍

　　说，自己也从来没想过靠劳模得到点什么，像她这样从街道企业退休没有医保的还有好几个人，她只希望他们这些人都能有医保，好安享晚年。

　　刘瑶

　　1955年北京市劳模　原东坝乡工业公司书记

　　老人患有多种疾病子女扛起他的晚年

刘瑶

　　老人（右）每个月医药费至少400多元

　　在朝阳区东坝乡，74岁高龄与儿子同住的刘瑶过着幸福的生活。不过这种幸福生活是完全依托在儿女身上的。这位1955年获得北京市劳模称号的“老干部”如今和爱人加起来收入也只有850多元，加上自己身患严重的疾病，如果靠自己刘瑶生活会很困难。

　　1954年，东坝乡成立农村信用合作社，懂会计业务的刘瑶被安排到信用社工作。那时候，农村生产合作社也刚成立。刘瑶和大家没白天没黑夜地到处拉存款，又积极发放出去。东坝乡当时的业务做得最好，刘瑶也当上了信用社主任。1955年，他获得了北京市劳模称号。文化大革命中，已任东坝乡领导的刘瑶受到了冲击，1979年平反后的刘瑶当上了东坝乡公社副书记兼乡工业公司书记。“那时候的乡工业公司是全乡实惠最多的地方，工业公司下属十多个企业，只要他点个头，我们家人就可以进去工作，但我们家五个孩子，我爸一个孩子都不允许进去。”刘瑶的小儿子、现在从事个体生意的刘希武提到父亲的原则性，忍不住说道，“我爸太革命了，一辈子对自己要求都那么严，而且从不张扬。”刘希武说到父亲，尽管嘴上不太“认同”父亲的做法，但言语之间对父亲满含敬意。

　　1992年，刘瑶退休，每月拿198元退休工资，这几年涨到了850元，但没有医疗保险。刘瑶爱人一辈子都当家庭妇女，没有任何收入。刘瑶患有心脏病、哮喘、肺气肿，一个月医药费至少得400多元。从去年开始，东坝乡成立合作医疗，这样在东坝当地看病，他就能报销30%到40%。刘瑶的小儿子刘希武说，“我爸只要有病，不管花多少钱，我们做子女的都给出钱瞧。”刘瑶也说，“幸好我的子女对我个个都是百分百。”

　　袁瑞云

　　1960年全国劳模　原河北省大产公社双桕村幼儿园园长

　　老人和女儿孙女同挤客厅一张床

袁瑞云

　　1960年就获得全国劳模称号

　　家住管庄医院附近三间房西村的袁瑞云老人1960年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当时她年仅20岁，在河北省大产公社双桕村当幼儿园园长。

　　当时妇女们响应党的号召都出去参加集体劳动，不少孩子在家没人看管。作为村幼儿园园长的袁瑞云想出了由幼儿园统一接送孩子的方法。幼儿园的孩子逐渐增加，最多的时候达到了127个。她还想出了利用废旧物品制作教具等节约资源的方法，请来县里的幼儿教育工作者培训村幼儿园的阿姨们。老人自豪地说，当时全国29个省，有27个都派出专人来他们幼儿园学习经验。

　　看着手中红色的“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出席卡，老人很是感慨，“当时周恩来总理和我们所有的代表握手合影，那是一种激励啊，就觉得自己还要更加努力。”

　　老人一直以“吃苦在前享乐在后”鞭策自己，获奖后对工作就更加热诚，生怕愧对了“劳模”这一称号。

　　1965年袁瑞云老人结婚后搬到了北京三间房西村现在的住处。她先后在附近的定福庄、双桥两所小学里任教，80年代老人曾在机关做纪检工作，最后成为附近一水泥构件厂的职工。现在老人每月拿着水泥构件厂三百来块钱的退休工资和女儿、儿子以及他们的家人挤在一套不足100平方米的房子里。老人告诉记者，由于自己还是河北省的农村户口，之前又在别的单位工作过，她没能得到水泥构件厂退休职工的待遇。

　　2002年老人的老伴去世，随后女婿突发脑溢血也撒手人寰。老人又患上了高血压、心脏病，每个月需要六七百元的检查费和药费。大笔的检查费不能报销，实行医保后，医药费满500元才能报销60%，老人的生活变得很拮据。于是老人和女儿、孙女挤在客厅的一张床上，儿子和媳妇住里屋，腾出两间小屋子出租，每月收取八九百块的租金补贴自己的药费。

　　采访手记

　　时传祥外孙女采访困难劳模时深切体会———老劳模的自尊让我难忘

　　我的外公是已故的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虽然从小耳濡目染，对他的事迹有一定了解，但是由于外公去世较早，我并不能深切地体会他们那辈人的心里所想和精神境界。直到对这些老劳模进行了采访，我才真真切切地明白是什么东西使他们那么兢兢业业地工作，踏踏实实地做人，即使现在有的人家庭贫困，仍旧乐观、知足地生活着，没有任何抱怨，安详而自尊。

　　这些老劳模都曾经在平凡岗位上做出过不平凡的业绩，是非常了不起的人。在采访过程中，我看到，这些爷爷奶奶们和他们的邻居、街坊们亲切地打着招呼，这些老劳模从不张扬自己是劳模，他们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几十年，街坊、邻居们却都不知道他们曾经是劳动模范。谈起当年，老劳模们的脸上都会泛起光彩；当谈到当年取得的荣誉时，他们都觉得那是自己应该做的。有些老劳模家里确实贫困，但是他们从没有向政府提出过任何要求，还十分感谢党和国家对他们的照顾。

　　整个采访结束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觉得每个劳模的一生都恰如一首非常朴素、深情的歌曲，值得我们反复传唱，一代代传唱下去。因为，一个人对自己职业的热爱与尽心、对生活的恭谨与感激，是永远值得尊重的。（文/时传祥外孙女　张然摄影/记者　黄亮　田雨峰）（责任编辑:孙佳悦）（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