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理群
五四时期，一个核心思想是人的觉醒。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三大发现——儿童的发现、妇女的发现和农民的发现。这三个群体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是没有地位的。但是五四时期发现了这三种人的价值，体现了一种人道主义和平民主义的思想。孩子的发现和妇女的发现是很有魅力的，但是农民的发现另有一番意义。当时李大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
青年与农村》。他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大多数劳动阶层是农民，他们不解放，就是全体国民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全体国民的苦痛；他们的愚昧就是全体国民的愚昧。于是他提出，知识阶层应该与劳动阶层达成某种结合。
五四时期对农村的理想化包含了对人的合理、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但这种向往停留在思想理论的范围，而三十年代则变成了一次运动，包括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运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等。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又爆发了上世纪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下乡运动，也就是文革时期的下乡运动，当时的知识青年是响应国家号召，但也算作是半自愿、半被迫的上山下乡。
我曾提出一个概念，“农村需要我们，我们需要农村”。这有一个背景。在九十年代商业主义、消费主义的浪潮下，出现了自我中心的一代人，很多人对此产生了忧虑。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个人？怎样实现自我价值？进而，人为什么活着？我想这就是今天一些有思考能力、有思考欲望的年轻知识分子要追问的问题。因此我们要重新思考先驱者们在五四时期所宣扬的个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在鲁迅先生眼里，个人是胸襟宽大、眼界开阔、大写的“人”，个体价值和博爱精神是联系在一起的。百岁老人巴金有一个理想，那是一句朴素的话:“我愿意每一张嘴都有面包，每个家都有住宅，每个小孩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巴金的理想值得我们借鉴。实际在某种程度上，今天以徐本禹为代表的青年志愿者的下乡行动就是这样一种理想的体现，并且出于这样一种价值观——每一个人都和我有关，这关系到怎样认识人的价值。
现在，很多人有机会走出中国，融入到世界一体化的过程中去。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根在哪里。我曾提出，人的存在有两种方式，一种叫漂泊者，一种叫坚守者。坚守者不离本土，守在那个地方；漂泊者走向远方，譬如从农村走向县城，从县城走向省城，再走到北京，走到国外。每个人不是坚守者就是漂泊者，这两种选择不存在价值判断的问题，不是说坚守者好漂泊者不好或者相反，这只是个人的一种选择。但两者都存在一个有没有根的问题，坚守者不代表就一定有根。今天一些年轻人让我感到很忧虑，就是对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土地、中国的老百姓有一种认识上的陌生感、心理和情感上的疏离感。如果你对自己土地上的文化、人民有一种陌生感和疏离感，你就没有根。这是人的悲剧，也是人的危机。如果这样一个无根的群体成为一代人的话，那就可能衍变成民族文化的危机。所以越是全球化时代，人们越需要寻根。并不是要大家一定要守在土地上，但是你至少要对那片土地有一种关怀，这是你可以归来的地方。把这个地方丢了，你就会成为“悬浮”的人。
重新认识我们脚下这块土地，不仅是青年志愿者的命题，也是知识分子的命题。我们学术界已经严重脱离了中国这块土地，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知识分子，实际上对于中国这块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了解。知识分子也要寻根，否则怎么能发展你的思想？我觉得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教授和大学生都应该来补这一课——重新认识你脚下的这块土地。
历史在呼唤新的乡村建设人才。我们要站在学术立场上建设乡村，要把乡村建设和学术研究联系起来。晏阳初先生曾提出乡村建设人才应有以下几种能力:第一要有本国的学术根底，要了解自己的国家；第二要有科学的知识和技能，从农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地方入手；第三要有创造的才能；第四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好的身体；第五要有国家和世界的眼光。我们的历史需要这样一批人。
相关专题：媒体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