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医院建设项目听证

　　6月30日，深圳滨海医院建设项目听证会如期召开。会上，两方代表唇枪舌剑，展开了激烈辩论。与此前建设项目听证会不同的是，此次事件中政府、业主双方的让步正在让城市公共决策民主机制渐趋完美。

　　参与人：

　　杨龙芳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范国振　南天一花园业委会主任

　　主持人：

　　李斌　本报记者

　　李斌：滨海医院听证事件中，维权的业主一方正在借助环保“公益”牌反对医院的选址建设，政府的姿态也明显比以往积极了很多，颇有一种由过去的“对立”转向“对话”的意味。

　　杨龙芳：这个事件最积极的意义可能就在这里，政府与维权的业主方正在开始走向面对面。

　　范国振：我们小区多年维权经历给我的感受就是——只要达到维权的目的，许多非原则性的东西都可以让步。通过协商和对话了解对方的立场，政府部门应该放下架子听听市民在想什么，市民也应该尽力克制偏激的情绪，注意听取政府的声音。

　　李斌：现在舆论认为，这种对话机制的进一步健全，有利于推动深圳公共决策的民主化。

　　杨龙芳：看待这个事件还有一个角度，就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确立的准财产制度对公民自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这种自治是既具内部凝聚力，也具外部张力。内部的凝聚力导致其小团体活动代表一部分群体利益，但也可能变形，比如出现业主告业主的现象；至于外部的张力，便是将维权过程上升至公共事务层面。这种张力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欲弥补自治缺陷需要建立民主机制，可以保证公众的充分参与。

　　李斌：政府公共决策引起部分社会群体反对，从而引发社会争端和冲突的事，这几年在深圳发生了不少。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

　　杨龙芳：在滨海医院选址这件事情上，反映了我国城市规划的缺陷。在美国，这么大型的医院是不会建在社区周围的，社区周围只会建设一些小型的社区医院。综合性的大医院一般选址在中小城镇，推动社会资源向中小城市流动，拯救了这些中小城镇。

　　范国振：深圳的城市规划确实值得反思。为什么我们这个城市的历史不到30年，规划却总是在不停地更改之中？规划一旦落实成建设，便永远无法恢复。从媒体的报道来看，这个项目是先立项，后做环境影响评价报告，难怪附近小区的业主对报告的公信力提出质疑。

　　李斌：现在事件的发展轨迹传递出的信息令人看好，比如，小区业主自发组织起来，聘请环评机构重做环评报告，并且欲将政府告至法庭，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而不是破坏公共秩序。这种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会不会推动深圳市政府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呢？

　　范国振：寻求法律的帮助解决问题，是这些业主加强自我约束的一种表现。实际上，《行政诉讼法》已经为我们建立了解决私权与公权争端的机制。关键是这种争端解决机制建立后，如何保证发挥出实效。现在政府一旦出现行政过错，或行政决策失误，相关决策人员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如果建立起类似香港的行政问责制，一旦出现行政决策失误，相关决策人员就要丢官罢职，是不是以后此类决策失误会少一点？

　　杨龙芳：政府向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件事或许会有些推动作用，但不会太大。这牵涉到文化问题，现在最缺的就是自治精神和文化氛围。中国人在本质上是散沙一盘，要变成公民自治的团体社会还有很漫长的路。另外，虽然现在我们确立了私有财产权，但私有财产也被看成是私人绝对独有的东西，而更高层面的私有产权意识则承认私有财产的高度流动性。这件事情虽然在目前让人们看到了一些进步的信息，但政府更多是用“稳定压倒一切”的话语方式来考虑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