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着年轻一代的面 把那段岁月撕开来看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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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05日17:08 外滩画报 | |||||||||
——访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得主毕飞宇 外滩主笔 俞悦/报道 几乎不用介绍,我便认出了毕飞宇——见到他之前,我就知道他的绰号“委员长”——他来自南京,而且长得很像人 们熟知的那位国民党领袖。他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
这次,他凭借《玉米》又夺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日前,《外滩画报》(以下简称《外滩》)对他作 了专访。 臧天朔带来的三个女人 《外滩》:十几年前,莫言写了《红高粱》。从那以后,高粱这种普通的作物突然变得奇异起来。后来,因为你的小 说,玉米成了21世纪初都市前沿中某种隐秘的时尚。这一次,凭借《玉米》你获得了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对 你来说,玉米到底意味着什么? 毕飞宇:对我而言,玉米不是作物,她是个女人,和她相关的,还有两个女人,她们分别是玉秀和玉秧。 1999年,写完《青衣》以后,我已经有10个月没有动笔写作了。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我在等一个人——是 一个女人,但我那时还不知道她叫什么,不知道她长什么模样,皮肤是否白皙,双手是否修长? 有一天,我看电视。电视里,臧天朔正和着重金属音乐奔放地歌唱:“要让身体好啊,就要多吃老玉米。”这两句歌 词让我醍醐灌顶,我欣喜地意识到,我要等的人儿来到了。 虽然我的很多作品都曾经获奖,但我最爱的还是《玉米》。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后,很多人渐渐忘记了历史。我写 《玉米》,就是当着年轻一代的面,把那段岁月撕开来看看,那个动荡的年代,被意识形态浸泡的平常日子。 《外滩》:这次拿了鲁迅文学奖有什么感觉? 毕飞宇:得奖嘛,就像踢进一个球。进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当然,能得鲁迅文学奖是件蛮高兴的事情。 《外滩》:你的作品中有着很浓郁的“怀乡情结”,一些地名总是重复出现在不同的小说里面。你能告诉我其中的原 因吗? 毕飞宇:我总是为姓氏问题焦虑,前些日子我还和莫言谈到这个问题。我的父亲,名叫毕明,事实上,这并非本名。 直到1986年,一位远房亲戚在聊天时,无意中透露,我才知道自己原本是姓陆的。而我从来没有姓过陆,一天也没有,这 让我对世界充满怀疑。 1951年,在一次政治运动中,由于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我的父亲不能姓陆了。他的朋友帮他取了个名字,叫毕 明。意思是“逼上梁山,寻找光明”。于是毕明的儿子——也就是我,也莫名其妙地姓了毕。我常常在深夜里,一遍一遍地看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我狠狠地猜测小说中那个被人命令不许姓赵的人的心理,异常诡异。 我儿子出生的时候,我和父亲长谈了一次,关于自己的谱系。然而没有什么结果。我仍然姓毕,我的儿子也仍然姓毕 。这种无根的感觉纠缠着我,1994年,我写出了家族探究小说《叙事》,算是对自己焦虑内心的一种自我救赎。中国是个 讲究传统、讲究谱系的国家,大多数中国人都对自己的祖先怀有深深的敬意。但我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对于自己家族的了解, 止于父亲。也许正是这种遗憾,激活了我的写作。 如果你仔细阅读我的小说,你能从中发现,“分娩”和“哺乳”的描写,对女性生育方面的描写,让我激动不已—— 我对此有着极大的冲动,也许是想要为自己的生命,寻找一个可靠的依据。1964这个数字 是有意义有美感的 《外滩》:熟悉你作品的人,大概都对王家庄不会陌生。你的很多小说都是以那里为背景的。王家庄真的存在吗? 毕飞宇:王家庄并非虚构,我在那里度过了快乐无边的童年。那是很多城里长大的孩子不能想象的快乐。我的两个都 姐姐很羡慕我,因为我的机遇是那样好——出生在一个幸福的时代,至少比她们要幸福——因为可以吃到鸡蛋。我坚持认为1 964这个数字是有意义有美感的——那一年我出生。 1978年以前,我总是在树上,或者河里——大自然更像是我的家。我比猴子更知道哪个枝条松动了,比鱼更知道 哪片海草中有危险。这种体验,使得我比“城里人”多了一个感官,我把它称为“第六感官”。后来我从事了写作,才知道那 是作家最该具备的品质。少小时候,我很淘气的。虽然我在家中是惟一的男孩,而且是最小的孩子,但父母并不溺爱我。与之 相反,整个村子的人却都宠爱我,所以我的天性并没有因为斥责而磨灭半分。我的父母——被村子里的人称为毕老师和陈老师 的夫妇,是村子里惟一的知识分子。我的父亲1958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王家庄。母亲天性开朗,能歌善舞,在村子里颇 得人缘。 在王家庄,我度过了天、地、风、水一般的童年。 《外滩》:你的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是什么? 毕飞宇:你能想到吗?我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障碍,竟然是语言障碍。我小时候患有严重的口吃。我感谢我的父母, 因为他们对我的口吃放任自流。如果他们像现在的父母们那样紧张,可能我的口吃永远都好不了了。 我记忆中总是在搬家,十四五岁以前,家里至少搬了四次家。每次搬家,生活场景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不仅原先的 朋友没有了,而且曾经熟悉的语言也发生了变化了。我不敢开腔,因为怕被嘲笑。 从王家庄搬到了中堡镇,面对陌生的环境,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是钓鱼。在钓鱼中,我认识了很多朋友,也逐渐战 胜的语言障碍。镇子上的人很快知道有个胆子很大的小孩叫毕飞宇。因为我敢把螃蟹拿在手里玩,人们喜欢看我表演螃蟹爬在 身上的把戏。那真的是把戏,我发明了一个办法。把螃蟹鏊上面的尖刺掰下来,刺入它的关节中,这样它就变得很温顺了。 我用这样的办法,让周围环境变得逐渐熟悉。这些办法也启迪了我后来面对世界的策略。 《外滩》:你现在自己也做了父亲,你的父亲和作为父亲的你,有什么不同? 毕飞宇:我原来以为很不同,后来知道,其实区别不大。尽管我儿子很怕我,跟他母亲在一起就自然得多,这让我感 觉很不好。 我的父亲是个严父,对我抱了很大的希望,但那同时也是压力。我的母亲是个宽容的活泼的信马由缰的人。父亲一生 波折,母亲跟着他做了差不多一辈子的乡村小学教师。母亲能歌善舞,在她退休之后还兴致勃勃地到南京参加演出。 母亲是我的启蒙老师,在我5岁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把我带进了她的课堂。年老时的母亲总是抱怨父亲,她显得 并不快乐。有一天,我对父亲说:“您所受过的所有苦难,都成全了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很动情。 “内心要有疯狂的愿望做底子” 《外滩》:你的文字细腻圆熟,有这种本领的作家无非两种情况,一是天赋,二是通过阅读。你是哪种? 毕飞宇:以阅读养成的文字风格绝对不可靠,可靠的语言风格来自作家自身的气质。但是,千万别以为一个作家一下 子就能有效地传递自己的气质,没那么简单。 我每天看电视,你注意到没有?大部分人一到了电视上就忘记了自己是谁,说出来的话都一样,连语句方式和词汇的 选择都差不多,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能够像在自家的客厅里说话。这需要训练,还需要机遇,最关键的是内心要有疯狂的愿望 做底子。 《外滩》:有人说,毕飞宇是写女性的高手。在你的笔下,她们的生活经验我们如此陌生,她们的内心履历却仿佛闺 中密友。你靠什么来“创造”她们的? 毕飞宇:我是一个男人,男人对女性的关注往往是夸张的,甚至偏执,这里头一定有无意识的有意。我必须服从一个 男人的感受,对我来说,那些不讲理的关注,那些没有来由的关注,往往是小说的关键。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一切从常识出发。我总是强行切入主人公的内心并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组装人物的命运。当 然,前提是在“常识”的指导之下。现实生活中,我可不是这样的,否则我准会挨上大嘴巴。 我觉得小说应强调它的“推导”功能,强调“判断的控制”,好的小说应该是及物的,一张口就有红酒和晚餐的气味 。 《外滩》:你的理想生活是怎样的? 毕飞宇:我最大的理想,是拥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有树,再生上五六个孩子——人和人在一起总会有纠纷和矛盾, 孩子也不例外。每天都有很多的官司等我来裁决,我会把偏爱藏起来,公平地决断,得到孩子们的信任。 文学就是人生的树根 《外滩》:在很多公开场合,你都强调说自己不是专业作家。这说法会让很多人抓狂的,你什么意思? 毕飞宇:我的业余爱好就是写小说。我是一个编辑,一个挺好的编辑,许多人都忽视了这一点,这让我很不爽,写作 是我标准的业余爱好。 《外滩》:很多作家都有怪癖的,你有吗?换句话说,作为写作者的你和不写作者的你有什么不同? 毕飞宇:写作状态下,我基本上是个工人或者农民,有着严格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不能轻易打破。我的任务就是把 它写出来。而不写作的状态,才是真正的艺术状态。好的小说就是在这个状态中完成的。 我写完《青衣》,空了一年多时间,从那时起,我每天都在等玉米的到来,我每天都跟那个并不存在的玉米交谈,渴 望自己的天灵盖被打开。我经常走神,我特别理解为什么曹雪芹花那么多时间在《红楼梦》上,这其中的乐趣,外人是很难体 会的。 《外滩》:你说你很迷恋“时间”这个词,你自己的时间表的内容是什么? 毕飞宇:我通常在上午九点或十点起床,吃点东西开始写作,中午不午休,下午三点钟左右吃午饭。如果是写长篇, 我常每天写10小时,大约3000-4000字,如果是写短篇,他每天写5-6个小时,每天也就1500字。 晚上不写作,一般看看电视,主要是看体育类的节目。临睡前看看书,如果失眠的话,就再看,一直看到睁不开眼为 止。这是我和失眠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好办法,在失眠面前,我是最好的阿Q,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 《外滩》:在你看来,文学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毕飞宇:人生不给别人看不行,但其实别人看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只有你自己知道,不给别人看的部分,是最基 本也最贵重的。 我小时候很喜欢刨树根,刨过很多。开始我以为那很容易。其实不是的,那是非常巨大的工程,宏伟深邃广达,它可 以让你从操场一直挖到你们家的床下面。 文学就是人生的树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