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寻访“七·七”历史一幕

　　新华网北京7月6日电(记者孙彦新、黄明) 通讯：寻访“七·七”历史一幕

　　68年前，17岁的李世勤是卢沟桥小学的六年级学生。

　　1937年7月7日，当日军进攻宛平城时，一直以来隐藏在他以及街坊们心中的不安终于变成现实。第二天一出门，李世勤发现宛平城里的青壮年和妇女都快逃光了，他带着两个弟

弟也赶紧逃难，东门不通，他们从西门逃了出来……

　　“没想到，我这一逃竟有8年”68年过去，李世勤站在宛平城的一条街上，指着不远处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说，“不过还是回来了。”

　　全面抗战的开始，为什么发生在中国腹地的卢沟桥，而不是边境线上或其他地方

　　李世勤说，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卢沟桥并不在中国的边境线上，而是在中国的腹地。全面抗战怎么直到这里才爆发，日本人又是怎么来到这儿的？

　　实际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的侵华脚步一刻也没有停止：1933年侵占热河，随后推进到古长城沿线；1935年，忙于内战和“围剿”红军的国民党政府又与日军连续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拱手让出察哈尔东部和冀东22个县。

　　日军这一系列的侵略行径几乎都是一个模式：先到中国军队控制范围的深处取得一个“点”的驻兵权，这个“点”一般都在铁路线上，然后自己制造事端反诬中国军队，再通过政治和军事讹诈，获得对大面积领土的侵占。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齐密云介绍，那一时期，国民党政府一味妥协、退让，中国军队或一击即溃，或不战而逃，所以日军的侵略活动显得十分蛮横，甚至可以随意提出罢免中国的省长、军长这一类高级军政官员，指令国民党政府要做什么和禁止做什么。而他们的要求往往都会得到满足。

　　1936年，已经在天津、通县、北平驻军的日军（北平、天津的驻军权是通过《辛丑条约》攫取的），又擅自向丰台派驻了一个装备有山炮连的混成大队，在北平南端插入了一个“点”。9月18日，中国驻军一连队与日军一中队在丰台相遇，互不让路，相持不下。

　　国民党政府平津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是当年因“长城抗战”而获得民众尊重的29军军长宋哲元。事过境迁，出于保存实力等原因，这时的宋哲元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已经改为以“和解”和“拖延”来应对。后来，宋哲元以从丰台全部撤出中国军队结束此事。至此，北平南面的门户已被日军堵死。

　　“日本人攻打卢沟桥是迟早的事。”85岁的马步先老人回忆。马步先曾是29军主力37师的一名士兵，1937年6月，他在营长金振中的率领下驻防宛平和卢沟桥。那一刻起，这里就成了中国军队的前沿阵地之一。

　　“驻丰台日军经常到卢沟桥附近演习，6月份开始，演习更加频繁，由白天改为昼夜，由空弹改为实弹，有时子弹已经打到了宛平城的城墙上。”马步先说，“那几天我们睡觉都不敢脱衣服，大刀都攥出水来了……”

　　卢沟桥和宛平城是北平与中原联系的门户，与卢沟桥平行的铁路桥是平汉铁路咽喉所在，如果此地一失，北平将是孤城一座——整个华北便岌岌可危。

　　华北地区，是时包括冀、察、绥、晋、鲁5省和天津、北平、青岛3市，资源极其丰富。据当时统计，全区棉花产量约占全国1／3；铁的藏量是关内各省中最丰富的；煤储藏量，只山西一省就占全国一半以上，达1271万吨，日本人早就对这块宝地垂涎三尺。

　　齐密云说，如果能够退让，恐怕宋哲元还会妥协。但是，华北是他立足的根本所在，也是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军事重地，华北一失就会亡国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意识空前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国民党政府开始改变过去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初步表现出抗日的决心。

　　因此，不是在更早，也不会在更晚，全面抗战从卢沟桥上的枪声开始爆发。

　　日军在城外演习，士兵怎会在宛平城内失踪

　　1937年7月7日的北平，马步先记得，虽然头一天清晨下了一场雨，但没凉快多久，太阳一出来，热气难当。

　　驻丰台日军的演习，在这样的天气里也没有停止。这天的演习地点是宛平西北的回龙庙和东北的大瓦窑。这两个地方离宛平城都只有1500米左右。

　　北平城内中南海，市长秦德纯为胡适等文化界名人举办的欢送会如期进行，胡适将去庐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座谈会。

　　晚上，日军的演习还在继续，宛平城内，营长金振中命令：“如遇日军挑衅，坚决回击！”对于日本人的侵略行径，不甘做亡国奴的中下层官兵和普通百姓早就忍无可忍。在近一年的时间里，马步先所在营的训练都是以日本为假想敌，训练任务一天比一天重。马步先握着枪管和大刀，在“卢沟晓月”和宛平城西门之间的一个旅店里，紧张地等待着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

　　日军的演习在晚间还没有停止，枪声一度响到了宛平城的东门。不久，宋哲元的冀察当局接到电话，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提出：有日本陆军一中队在卢沟桥演习时，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的军队发出的枪声，使演习部队一时纷乱，结果失落日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并声称，如果中国不允许，日军将以武装卫护队伍进入城内。

　　当时已近午夜，天凉了下来，居民皆入睡，宛平城门也早已关闭。日军在城外演习，士兵怎么能在城内失踪？而且，中国军队没有开枪，士兵所带子弹经查不少一发。中国驻军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

　　很多年后，一些日本学者就“谁开了第一枪”与中国学者纠缠。齐密云说，已经都侵略到我们家里来了，还去争论谁先开枪，不仅毫无意义，简直无耻至极。这种为否认侵略罪行而故意转移人们视线的做法，与当年侵华日军的卑劣手法异曲同工。

　　冀察当局面对日军的无理挑衅，没有抗议，而是要求调查协商解决

　　约500余日军带大炮6门，马上包围了宛平县城。冀察当局明知所谓“失踪士兵”是日本人的借口，也没有抗议，只是要求日方派人同中方人员一起前往宛平调查，等情况调查清楚后，再商谈处理办法。

　　马步先回忆：“铁路桥上，是我们连的另一个排在把守，只有一挺机关枪，20多支步枪。北平那边，双方调查人员刚动身，铁路桥上哨兵就发现有情况，他大声询问，结果被日军一枪打死。日军300余人偷袭铁路桥，我们的兵，有的牺牲了，有的撤退了，有的跳河了，日本人占领了桥头。”

　　29军军长宋哲元此时远在山东乐陵的老家。宋哲元的内心，既不想背上卖国骂名，又不想与日本人开战。1935年底，为了应付日军日益紧迫的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他被迫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半自治机构，表面上既不属于国民党中央政府，又不是“汉奸政权”，暂时缓解了来自中国民众和日军两方面的压力。1936年以来，日本军部取得内阁控制权后，对外扩张的脚步加快，关东军对宋哲元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宋哲元认为日军找不到他，侵略计划就不能按期实施，于是他躲回了老家。

　　卢沟桥畔的枪声响起之时，无论是士兵马步先，还是得到消息的军长宋哲元，都还没有意识到，日军的全面侵华战争已经从这里开始了。

　　宛平城内堆满了北平市内的各种团体送来的慰问品

　　1936年底，中国有军队200余万人，日本军队虽然从1932起大规模扩军，现役军人也不到40万。如果仅看这些数字，仿佛很难理解，全面抗战刚爆发后，日军为什么竟然能够长驱直入，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岳思平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当时日本的主要工业品产量均已接近英、美、法等世界强国水平。1936年，钢产量531万吨，居世界第六，造船总吨位18万吨，居世界第三。而中国的工业基础薄弱，很多工业领域甚至还是空白。制造弹药的硫酸、硝酸、酒精等化工原料生产严重不足，制造火炮的特种钢、制造弹壳的铜材、光学仪器、通讯设备的生产近乎为零。军队数目虽然庞大，但派别林立，矛盾重重。士兵素质普遍较低，缺乏有效训练，战斗力不强……

　　7月8日晨5点半左右，到达宛平县署的双方调查人员，会商调查办法，还未展开“调查”。耐不住性子的日军联队长牟田口便率步、炮兵400多人，开始发动攻击。炮弹飞进城内，连日方的调查代表都感到有些尴尬。

　　此时，天空下起了大雨，自“长城抗战”以来，29军将士就在心中郁积着一口恶气。他们的抵抗出乎日军意外，日方调查人员看己方占不到便宜，就举起白旗发出信号，攻击暂时停止了。双方在北平和天津同时进行谈判。中国军民冒雨修筑工事。

　　上午，消息传到东京。日本陆军中央部像开了锅一样沸沸扬扬。有人认为，只要以三四个师团的兵力给中国一击，中国就会屈服。参谋本部的一个成员扬言，只要日本出现动员声势，满载兵员的列车一通过山海关，中国就会投降。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提出：“事已至此，决心干吧！应当制订进攻南京的计划。”

　　消息传到延安，中共中央立即发表宣言：“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北平及周边地区民众得知29军与日军交战的消息，自发组织起来支前。长辛店一带的工人农民，帮助送情报、抬伤员、运物资、送食品，修筑巩固阵地。宛平城内堆满了北平市内的各种团体送来的慰问品。

　　借助宋哲元的“和平”幻想，日军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大规模的兵力集结

　　7月9日凌晨，双方达成口头停火协议。仅两个小时后，宛平城再遭日军炮击一个多小时。到7月10日，日军4次挑起战事，又4次进行谈判。

　　岳思平指出，这是因为日军的兵力不足，无法进一步扩大战事，只能通过欺骗性的谈判争取调兵时间。他介绍说，当时中、日两军分散混驻于北平、天津地区：

　　——中国军队是国民党29军，主要兵力位于北平和天津周围，共约10万余人。

　　——日军在北平城内、通县、丰台总共驻军不到4000人。另外在天津市驻有日军驻屯军司令部，兵力3200人。天津至山海关铁路沿线各地，共驻有日军3000余人。

　　日军总兵力不足29军的十分之一。

　　29军副军长佟麟阁等将领，在事变前就曾建议宋哲元反击日军，收复热河、东北。宋出于保存实力等原因未予采纳。此刻，在国民党政府和日军之间委蛇的宋哲元仍然没有放弃“和平解决”的幻想。

　　宋哲元7月11日从山东到达天津，希望能与日本驻屯军司令通过谈判实现停战——此时，日本近卫内阁已经决定向华北增兵。

　　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7月19日，宋哲元两手空空返回北平。发现城内为巷战准备的工事，当即下令拆除。各方陆续汇来的抗战劳军用款，也被他通电谢绝。

　　佟麟阁、赵登禹壮烈殉国，平津陷落

　　事变的第18天，7月25日，天津塘沽港的一支日本船队卸下了大批军用品，用40辆汽车日夜不停地向丰台等地运送。这时，日军向华北方向集结的兵力加上伪军已经超过10万人，实力已经远远超出29军。

　　随即，日军向廊坊发起进攻，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终于发现“和平”无望的宋哲元正式答复日方，拒绝一切无理要求，急令29军各部集结于平津、沧州等处。派人星夜驰赴保定，催促孙连仲等督师北上，协同作战。

　　27日，日军参谋总长遵照天皇“赦命”，发出了武力占领平津地区的命令。28日清晨，日本众议院通过追加预算军费9680万日元。

　　平津处处战事起。

　　今年88岁的马玉槐老人还记得白刃战的情景：“我总觉得大刀比日本人的刺刀好使。小鬼子打仗有股狠劲，一个小鬼子‘呀呀呀’地向我冲来，我抡起大刀，用刀背用力把他的刺刀磕歪，然后借着回力向前一刺，再使劲儿一拧，听见‘啊’地一声叫，死了……”

　　中国军队一度攻克丰台车站，克复廊坊。

　　但是，北平南苑，29军司令部所在地，面对日军优势兵力的包围，中国官兵伤亡5000余人。副军长佟麟阁不幸被炸弹击中头部，壮烈殉国。132师师长赵登禹，率敢死队发起冲锋，在大红门附近，光荣捐躯。

　　宋哲元委托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长，自己则连夜撤往保定。马步先所在部队正向丰台胜利进军途中，接到了撤退命令，就地后转，退向涿州。29日北平失守，翌日，天津沦陷。

　　作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马步先老人已经多次接受采访，每次他都会强调，宛平城和卢沟桥直到此时才落入敌手……

　　尾声

　　2005年7月6日，卢沟桥上游人如织。宛平城中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记者读到了这样的文字：

　　日军所谓“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是入伍才三个月的新兵，1944年1月31日，在缅甸作战时死掉。

　　宋哲元1938年染上肝病，离职休养。后又患脑血栓，半身麻痹，1940年4月5日病逝于四川绵阳，时年56岁。国民政府追授他为一级上将，将他的陵园设在绵阳市东郊富乐山上。陵墓前的亭柱上镌刻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联名题赠的挽联：

　　“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可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应无忧乎九泉。”（完）（责任编辑:马俊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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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抗日名将左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