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慰安妇对日诉讼第一人：硝烟远逝伤痛依旧

　　新华网太原7月6日电（记者朱冬菊、原碧霞）二战时期，日军推行“慰安妇”制度，有20余万中国妇女惨遭蹂躏。60多年过去了，她们中的大部分或隐姓埋名，或在寂寞孤独中死去。许多人由于各种原因仍瑟缩在历史的暮色中，不愿提起那段悲伤的往事。

　　但为了正义与尊严，从1992年开始，山西一些老人勇敢地站出来，控诉日本人曾犯下的滔天罪行。如今，13年过去了，老人们得到的依然是败诉的消息。今年3月31日，日本东

京高等法院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驳回了山西16名妇女就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提出的上诉。

　　经多方联系，记者找到了正在住院的中国第一个敢于控诉日本人滔天罪行的受害老人，77岁的万爱花。

　　在太原市某医院的病床上，折磨万爱花的不仅是现在的老年病，更有60多年前侵华日军给她留下的创伤。

　　世纪伤痛

　　“听说日本人投降了，我高兴得不得了。”提起60年前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万爱花从床上坐了起来。

　　停了许久，万爱花说，提起“日本”，她就会想起当年日本兵的暴行，想起曾经被蹂躏。

　　万爱花出生于内蒙古，小时候被人贩子卖到山西盂县。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侵华日军侵占山西后，烧杀奸淫，无所不为。为抗击侵略者，万爱花积极从事抗日活动，做军鞋，搞宣传。

　　1943年春天，侵华日军铁蹄踏破了黄土地的宁静。日军在距离万爱花所在村羊泉村三四十里路的地方建立据点。6月，日军扫荡了羊泉村，当时担任村妇女主任的万爱花不幸被捕，那年她15岁。从此，人生噩梦开始了。

　　“白天，他们把我吊在树上拷打，逼我说出村里的抗日分子，不说就打，或在我的头顶上压上板子，一边站一个人用力踩；晚上，他们把我投入窑洞，野兽般地轮流强奸我。我永远忘不了强暴我的日军的脸。最凶残的是‘獠牙队长’和‘红脸队长’。”回忆往事，万爱花嘴唇和手都在颤抖。

　　地狱般的日子过了20多天。一天，关押她们的炮楼突然安静下来，炮楼上的日军不见了，机灵的万爱花立即挖开窗台松动处，逃了出来。

　　好景不长，8月的一天，她在塘边洗衣服，又被突然而至的日军抓走。日军更残忍地折磨她。20多天后，万爱花在日军出动扫荡时，将门板扛起，连夜逃出。这时的万爱花已经遍体鳞伤。

　　这年腊月初八早晨，万爱花正在做家务，突然，院门被几个日军踹开，她再一次被日军抓住。又一轮的强奸、打耳光、压扛子、坐老虎凳……万爱花被折磨得多次昏死过去。

　　1944年初，日军见她昏死多日不醒，便把她扔进附近的河里。所幸被村里人发现，救了起来。

　　然而，受日军残酷迫害，万爱花大腿和肋骨有好几处骨折，身体严重变形，右耳被日军撕裂，左耳短了一截，下身严重溃烂。

　　“我以前一米六五的个子，现在成这样了。”谈起日本人残害的情形，万爱花泣不成声。

　　“他们把我压成这样的。”万爱花用手按着前胸，泪水又在眼眶里打转。“肋骨都断了，每天都要按摩，按摩了五六十年，现在才好一些。”

　　孤寂人生

　　被人从河里救出后，万爱花再也不敢在羊泉村住了，稍能动弹，便逃到村外。

　　然而，由于受日军残酷摧残，万爱花全身“瘫痪”，生活能力尽失，甚至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于是，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她领养了一个小姑娘。

　　“别人家是大人养孩子，我家是孩子养我！我一辈子都离不开娃娃，是我拖累了她啊！”谈起女儿，老人的眼眶又红了。

　　万爱花逃出日军魔爪后，在床上躺了三年多。期间，小小年纪的养女给她端屎端尿。她和养女的生活靠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帮衬。女儿大点后，就四处奔波：到野外拾柴火挖野菜，去好心人家讨吃食。万爱花自己身体稍好，便带着女儿挨村挨户乞讨。两人相依为命，从盂县一路乞讨到太原。

　　后来，万爱花就给别人家当保姆，或帮人做一些针线活，缝补棉衣、裤子，挣点钱，维持母女的生计。女儿十来岁时，万爱花送她去上学。

　　“我上了好几年学，但真正在学校学习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一年，因为妈妈有病需要照顾，家里生活又困难，我无法正常上学，去上学也无法专心，一般是上午上学，下午去捡柴、要饭。”现已60多岁的万爱花女儿说，“那时经常去一个部队讨吃的，他们都认识我了，知道我有一个可怜的妈，一看我去，就说来了，快给她吃的。”

　　被日军摧残后，万爱花不仅失去了生活能力、生育能力，那段“经历”更在她的心里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几十年来，万爱花封存了所有关于过去的记忆，也谢绝了一些愿意照顾她生活的男人。她一辈子都没有结婚。

　　“当看到别的女人与丈夫、孩子，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我心里就特别难受。”“是侵华日军夺去了我做正常人的权利，他们毁了我一生……”说起这些，坚强的万爱花呜呜地哭了……

　　让她感动的是不少有公益心和正义感的人士，坚持不懈地帮助她，支持她。两年前，当地政府对万爱花实行农转非，并给予低保。2002年，5位山西省政协委员联名提案，把万爱花列为山西省慈善总会重点救助对象，经核查后确定。

　　呼唤正义

　　“我已经77岁了，恐怕活不到官司打赢的那一天。我就是不服气啊！”万爱花不断重复这句话。

　　一直以来，万爱花怀着耻辱心默默承受着侵华日军留给她的身心伤害。上世纪90年代，盂县一个叫张双兵的小学教师找到了她，开导她，让她站出来，说出历史事实。她思考许久，鼓足勇气，决心向世界揭开尘封已久的历史，并要讨回公道和尊严。

　　1992年12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日本召开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万爱花作为中国大陆受害女性幸存者代表，踏上了飞往日本的飞机。

　　在听证会上，万爱花脱掉上衣，指着身体上的道道伤痕，揭露了侵华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期间，她几次悲怆地昏了过去，听证会顿时鸦雀无声。

　　听证会上，一位70多岁的日本老太太哭了。会后，这位老太太找到万爱花，并握着她的双手说：“我们日本好多人只知道美国人在日本广岛、长崎扔了原子弹，听了你的叙述后我才知道，我们日本人在中国做了那么多坏事。日本教科书里没有那段历史，我们只知道日本帮助那里的人民解放，根本没想到那是侵略。你讲的这些，应公开告诉日本国民，让我们的下一代了解那段历史事实。”

　　之后，万爱花与另外10多位受侵华日军凌辱的山西女性联合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控告侵华日军性暴力，要求日本政府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为这场官司，10多年来，万爱花不顾年迈体弱，数次去日本，在东京法庭出庭作证。

　　今年3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在中国“慰安妇”诉讼案判决中，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进行赔偿的诉讼。得到再次败诉的消息后，万爱花非常失望，她说：“日本兵过去侵略中国，犯下了那么多罪行，日本政府为什么不承认？这是一个不公正的判决，日本政府理应为自己的侵略罪行负责，向受害者谢罪，赔偿经济损失。”

　　万爱花说：“我13岁就参加了革命活动，那时候我当村妇女主任，投身抗日，就是为了正义。现在日本不肯承担历史责任，这我不答应。”“我一定把官司打下去，直至赢。如果我死了，我女儿接下去打，一定要讨回公道，要回尊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