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论郑琦精神及其时代意义

　　荆楚网（湖北日报）梅珍生

　　郑琦是湖北宜昌当阳市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传道解惑，滋润心灵，撒播希望。他热爱祖国、忠诚人民教育事业，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他“把终身献给人民教育事业和红领巾事业”的誓言，在广大师生和人民群众心目中树立起优秀人民教师的光辉形象。他是人民教师的杰出代表，是新时期的“师德楷模”

。在郑琦一以贯之的人生道路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可贵的郑琦精神。

　　郑琦精神凝聚了“博大厚重，无私奉献”的师爱

　　师爱最令人感动，它不是基于本能与血缘，而是源于对人的期望，对族类以文明和更符合人性化的方式延续的责任。郑琦精神是根植于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它与民族文化中的“仁爱”紧密相连。自孔夫子“有教无类”开始，我们民族的教育理念中，便伴随着“仁者爱人”的仁爱之情，教育的目的中便洋溢着对“成人”的期盼，它就是要使人更像人，使人成为人。在郑琦的四十多年的教学历程中，他把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全部奉献给人民的教育事业，在工作中投入了诚挚的爱心，他把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体现在日常工作的点点滴滴的行为中。他对普通学生的爱，体现为“仁的感通”，用心灵牵引心灵，他自觉地走进孩子的心，用真知和真爱，为每个孩子的个性发展和精彩人生尽心谋划；他对家庭困难学生以及留守学生的爱，体现为“博施济众”，用实在的行动、细微的关怀，温暖幼小、孤独的心灵。他深知离开了家庭、爸爸、妈妈的孩子，老师就成了他们最亲近的人；他对智障孩子的爱，体现为“恻隐之心”，表现为对孩子未来的担忧。为了让希望紧跟孩子们，他认为“只有在未成年人心里播种希望，才能让他们对生活充满激情”。他深知所有的孩子终究是要离开父母的，教育的重任就是要使孩子有独立的生活能力。他不厌其烦地教育智障的孩子学会拼音、做简单的算术题，就是为孩子的未来奠基。

　　他是我们这个平凡时代的不平凡的人。虽然他没有轰轰烈烈的英雄事迹，但他的爱心像春雨一样，滋润着一批又一批学生的心田；他的爱心像厚重的磐石一样，在许许多多的孩子心间，铸起了一座永久的丰碑；他的爱心像火炬一样，照亮了周围方圆几十里地村民的人生道路。他以自己的行为，履行了陶行知先生的那种“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颗草去”的教育理念，让更多的学生在融融的严慈相济的爱中，“亲其师、信其道”，他用无私的师爱，铸就了一颗伟大的师魂。

　　郑琦精神展示了“以教为荣、以业为乐”的工作态度

　　在日常工作中，人们通常将职业看作是谋生的手段，是人生迫不得已的苦役。但郑琦从事教育事业，始终把教师职业看作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尤其是1984年7月，他光荣地出席了全国首届少先队辅导员代表大会后，被共青团中央、国家教育部授予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受到当时团中央书记胡锦涛同志的激励，“你们从事的事业是太阳底下最美好的事业，你们担负着培养祖国未来的重任。”职业的崇高荣誉感，烙在郑琦的心间。从此他承诺，一定要让胡锦涛同志放心，把“太阳底下最美好的红领巾事业”搞得更好。特殊的机缘以及持之以恒的职业浸润，加深了他对教育事业所具有的伟大意义的深刻理解和感悟；教育事关人的成长与完善，事关文化的传承与繁荣，事关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从此，他感受到从事教育事业决不仅仅是一种牺牲和付出，在从教过程中他感受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幸福和欢乐，感受到人生价值的实现，感受到角色与自我的水乳交融。他用朴实的行为，践履了以“生命传承生命”的现代教育理念，谱写了一曲红烛精神的赞歌。

　　郑琦精神体现了“公平施教、为人师表”的道德情操

　　教育公正是教育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们竭力倡导的价值目标。郑琦作为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在从教四十多年中，通过日常的点滴行为，自觉地履行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公正思想。无论是家庭困难学生，还是农村留守学生，无论是库区移民学生，还是问题学生，在郑琦老师那里，他们的人格和受教育的平等权利都得到了精心的呵护。他通过具体的帮扶行动，让每个学生都能分享自己真爱的同时，切实得到生活上的关照、心理障碍的消解、学习困难的排除、行为习惯的矫正等等，正是在对学生的不经意的呵护中，达到了“润物无声、滋润心灵”的教育效果。

　　郑琦精神突现了“自强不息、不甘平庸”的人生追求

　　郑琦出生于一个教育世家，他的母亲、姐姐、姐夫均从事教育事业。1958年他的母亲、继父都先后被错划为右派，他本人也因为要求公正地对待犯错误的学生，而在1965年10月被县教育局宣布开除公职，直到1979年冤案平反才重返讲台。无论在怎样的逆境下，他都不放弃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忠诚，不放弃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对人生，他始终保持一股百折不挠的锐气；对工作，始终保持一种敢于创新的热情；对他人，始终保持一颗炽热似火的爱心。当农民时，他利用自身知识的优势，在农村成立科学种田小组，探索病虫害的出没规律，为农作物高产创造条件；当教师时，他克服农村艰苦的教学条件，创造性地采用情境教学模式，自制教具，寓教于乐；作为少先队辅导员时，他结合当地情况，开展义务送信、组织学生访问身边的英雄人物、向非洲的小朋友捐款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开阔学生的视野，唤起孩子崇尚正义的良知。

　　郑琦精神是农村先进文化建设中一只光耀四方的火炬

　　在曲折的人生路上，他曾被迫离开教育战线，当了14年的农民，他感受最深的是农民缺文化，农村缺科技，心灵贫瘠，扶贫要先扶智。退休后，他以极强的探索精神，在闭塞偏远的山村，顺应时代的需要，自觉地成为“宜昌市农村文化中心户”，建立“桐树垭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活动中心”、“当阳市图书馆流动服务点”等多种文化传播阵地，为加强农村三个文明建设，走出了一条发展农村文化的新路。

　　郑琦精神的时代意义在于：他以无私奉献、甘为人梯的精神为当代教师职业道德铸就了伟大的师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实的分配关系、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合理地追求自身的利益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当代的师德状况和师德建设工作，在诸多方面存在不适应新的要求，教师队伍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讲师德或师德缺失的情况，如重金钱，轻事业；讲实惠、淡理想；乱办班、乱收费，以及收受甚至索要学生礼物等现象不断出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潮的冲击，使得一些急功近利的目标，淹没了教育的真精神，导致了教师中理想情操的弱化、道德水准的下降、人的价值的失落。在这个一切以交换价值为依归的时代氛围中，郑琦的所作所为，恰当地体现了新时代教师的精神风貌，再现伟大的师魂。同时，郑琦精神也昭示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除了关注自身的市场价值外，更应该关注作为人的精神价值。

　　郑琦精神的时代意义在于：他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为当代教师职业道德铸就了厚重的责任

　　他抱着“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信念，以春蚕吐丝、蜡炬自燃般的执着，真正使教师的劳动创造着民族和人类的未来。在教育中，郑琦的责任意识，表现在他深知学生个人是重要的，童年是重要的，童年生活与成人生活具有同样的价值，教育应该“尊重未成熟状态”。而受教育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教好学生不能只看一时一事，必须作长期努力，因此，教师对待学生必须有持久的耐心和信心。他不仅关心正在受教育的学生，而且对曾经教过的学生、未教过的学生，甚至是已经走上社会的学生，都倾注大量的心血，并且竭尽所能地帮助他们，把责任的半径延伸到方圆数十里之外。在日记中，他曾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了对教育效果的期盼，他说：“春天的花，到了秋天总会结出累累的果实。”因而，他视教育如生命，退休后，依然坚持离岗不离教，毕生追求，无怨无悔。郑琦精神昭示我们每一个公民，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社会角色，只要我们怀着对民族深沉的责任感，对祖国怀着深切的热爱，我们就可以像郑琦那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使自己肩负起传播先进文化理念的使命。

　　郑琦精神的时代意义在于：他以健全的人格、高尚的师德，展现了当代教师的可亲可信的形象

　　在平凡中见伟大，在朴实中显崇高，在细微处现真情。郑琦以自己的行动揭示了“教师无小节，处处是楷模”的素朴的真理。在教育中，教师的人格形象比空洞的说教更为重要。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说：“在教育工作中，一切都应以教师的人格为依据。因为教育力量只能从人格的活动的源泉中产生出来，任何规章制度，任何人为的机关，无论设想得如何巧妙，都不能代替教育事业中教师人格的作用。”健全的人格、高尚的品德，不仅是教师所必需的，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郑琦精神昭示我们，在各行各业中，每个人都应该像郑琦那样，干一行，爱一行，讲求职业道德，善待他人，做一个具有思想真、品德美、情感善的人，在人生追求中实现真、善、美的统一，为和谐社会的构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郑琦精神昭示我们：做事先做人“为人师表”并不仅仅是教育事业对教师的苛求，而是合格公民必具的基本素质。任何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教师，都在对周围的人起着示范作用，都在构造一种道德氛围。在做事之前，我们必须在做人上站得住脚，比如正直、善良、真诚、与人为善、在心灵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有恻隐之心、同情怜悯生活中的弱者等等，只有让这些最普通的道德品质，构成我们做人的底色，才会使这个以竞争为主导的世界，永远洋溢着人性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