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日军飞机五次轰炸宁夏

　　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侵略军利用在绥远省扶植的内蒙古苏尼特右翼旗札萨克郡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和李守信所成立的傀儡伪政权———“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和“蒙古军政府”，配合日军由北路向大西北进军。在日伪军的西进战略行动中，宁夏省首当其冲。当时日本方面对回族军阀、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的方针是又打又拉，逼马就范，走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老路。但是马家回族军事集团毕竟与满蒙贵族上层有所区别，从大的方面来分析，马氏家族注重学习，跟上形势，并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和居

住地域等方面都与汉族人民联系密切，相互之间比较亲近，在民族利益和前途也与国家的命运统一在一起，民族的向心力历来很强；从小的方面来看，军阀是以枪驭政的政治军事团体，土地是他们的生命线。马家军阀得到“塞上江南”这块风水宝地是来之不易的，从自身小集团的利益计，他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地盘；再从国内大的形势分析，上有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军令，前有山东省主席、把兄弟韩复榘下场的例子，马鸿逵作为省主席、第七集团军的总司令和第八战区的副长官，于公于私计，理当守土有则。另外，陕甘宁边区革命武装就在身旁，军阀不抗日，人民武装是要抗日的，马鸿逵若是要把宁夏拱手让给日本人，共产党就会就近领导宁夏人民，把宁夏变为抗日敌后游击区和敌后根据地，这是马鸿逵最不愿看到的结果。出于多种原因，马鸿逵没有钻进日本人设计的自取灭亡的圈套，而是选择了抗日守土的一条活路。这样，日本人对马鸿逵集团的态度也随之改变为拉不成则打，于是不仅派日伪军从绥远向宁夏进攻，为了配合陆军的行动，日本侵华军又不断派飞机对宁夏城乡进行狂轰滥炸，用以达到军事上和心理上的作用，动摇宁夏军民的抗战决心，尤其是还希望马鸿逵走回头路。

　　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对宁夏实施空中打击开始于“七·七”事变后的数月，即1937年11月，延续到1940年8月，前后向宁夏出动飞机大约近200架次，给宁夏城乡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和重大的人员伤亡。

　　第一次轰炸：

　　1937年11月5日时近中午，人们吃过午饭后不久，日本飞机7架，在人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从东方飞临银川上空，然后由城东向西，沿东西大街一线投弹、扫射。因风力关系炸弹纷纷落在城偏北一带。一时间全城爆炸声不断，地动山摇，火光冲天，非常恐怖。因为当时省城尚未对空设防，警报系统和防空网络均未建立，加之一直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下生活习惯了的市民们从未遭遇过空袭，也没有见到过这种阵势，所以全市男女老幼惊恐万分，夺门逃出家院，在大街小巷中无目的无方向地呼喊奔跑。日本飞机则低空飞行、投弹和向人群扫射，猖狂如入无人之境，给银川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

　　第二次轰炸：

　　1938年2月20日午饭之后，日本飞机18架，由北向南飞，对兰州进行轰炸。我方驻兰州空军第17航空队立即升空与敌机展开激烈空战，日机数架被击落。由于日机没有达到对兰州进行空中打击的预期作战任务，又造成机毁人亡的重大损失，所以在日机返航途中，当飞临中卫县上空时，为了对中方进行报复，便将剩下的炸弹顺便投到中卫县城。但是因为县城目标小，县城一带农村居住分散，此次日机的空袭没有给中卫县造成大的损失。

　　第三次轰炸：

　　1939年2月6日，日本侵华军航空兵团第一飞行团，集结于山西运城机场，准备对西北战略要地兰州再次实施重点空中打击，为了掩盖这一军事机密，并破坏兰州周边的中国空军基地和机场设施，日本飞机从3月6日至9日，先用少数飞机从不同机场起飞，分别对洛阳、延安、银川和固原等城市进行轰炸。1939年3月6日，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十六日（惊蛰），中午，人们吃过午饭不久，日军飞机12架从山西运城机场起飞，突然再次从城东方飞临银川上空。经过上一年的教训之后，当时宁夏已经有了防空警报系统，还在宁夏边境的北部和东部都布设了对空监视哨站，并用电话与省城防空指挥部保持联系。在省城内外也挖了不少防空洞、防空壕。但是，由于平常对市民群众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对防空疏散的演练和组织工作也没有做好，所以这次虽然能预先报告敌机袭宁意图，也在城中拉响了警报，而市民们还是不知所措，一起涌到街上，也不知躲避，日机还是从东向西又从西向东轮番轰炸，市民也从东向西逃跑，当日机调转头从西向东攻击时，人们也纷纷再从西向东奔跑，就如同日本飞机在驱赶羊群一样。这次日本飞机的炸弹又在省城偏南一线落点，不幸的是，在城西南方位的承天寺塔（西塔）院内所修筑的大型防空洞被炸弹击中。这处防空洞是省地政局修建的，共有两条，呈“之”字形连接，每条长约20米、高约2米、宽约1.5米。警报之后，洞内躲藏60余人，而日机的两颗炸弹一颗正中防空洞的入口处，另一颗正中洞的尾部。洞口立即被炸封死，所以防空洞内的人很难逃出，造成全部伤亡（大约死亡40余人，重伤20余人）。人们有理由怀疑，在银川城内可能有潜伏的日方特务人员，在地面指挥日机投弹，所以炸弹才十分准确地落在西塔防空洞的正上方首尾两处。

　　其间，在3月6日另有日机9架，于夜间在固原县城投弹20余枚，给城中造成伤亡和财产损失。

　　第四次轰炸：

　　1939年9月15日，日本飞机33架改从宁夏北部入侵。此时宁夏的防空水平已大大提高，省方根据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防空委员会的指示精神，早就于本年1月1日，专门成立了宁夏省防空司令部，由马鸿逵的二少爷、省保安处处长马敦静兼任司令，还把该处的高射机枪连布防在城墙上。在东方和北方设置的对空监视站哨一直延伸到陕甘宁边区的盐池县边界和绥远省西部的陕坝。为了统一组织市内居民和近郊农民的防空战备工作，还把银川市的行政管辖范围向城外扩展，东至红花渠西边，西南至南关强家水渠，西至唐徕渠东，西北至小新桥以北的李家寨，北至盈水桥南和教场湖、教场滩，东北至骆驼岭以南和高桥，南至红花渠北边等地区，一律划归市区范围，分区安置疏散人口。以便于城内“跑警报”的群众按预先划定的安置地点有序疏散。又在东教场和小北门偏东的两处城墙上各挖开一个大豁口，方便没有疏散的市民在遇到警报时，能就近转移到城外开阔地方和防空壕隐蔽。城中老弱病幼者，已被劝投亲靠友，限期疏散到农村暂住。城中的小学校一律停课，高年级班由学校各自安排迁往近郊继续上课。各类中学被统一组建为一所“联合中学”，撤往远离省城的属县继续办学。全市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被疏散出城。留在市内工作和生活的人们也在各主要街区和人口密集的居民点附近挖了简易防空壕。有条件的机关、商号和大户人家，还自行修建了小型防空洞和避难室，以备紧急时防身之需。与此同时，市政当局还多次组织机关工作人员、学校师生和市民群众进行防空、防毒演习。所以这次日机刚一飞临与宁夏交界的地方，陕坝和石嘴子等地的监哨站就先后给省防空司令部打电话报警，银川市马上先发预警警报，后发紧急警报，这时全城警察一齐出动，手持小黄旗沿街逐户组织全市公政人员和老百姓有条不紊按防空预案组织疏散。所以日机虽然从省城北门开始，一路由北街向南街进行轰炸、扫射，但是并未给银川造成多大的损失。据后来侦知，日本军方这次执行的轰炸行动，是为了检验其进攻苏联的实践能力而实施的空军与海军航空兵联合作战训练。原打算在此次作训行动中对宁夏省城银川和甘肃省城兰州给予沉重打击，但是在银川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又获知兰州警备森严，所以日机在银川投弹之后就奉命返航。

　　第五次轰炸：

　　1940年8月28日，日本军方出动飞机87架，分别对陕甘宁三省广大地区进行大规模空袭。日机十数架，在执行轰炸兰州任务完成之后，于返航时飞经灵武上空，当时天色已晚，日机飞行员发现地面有火光便投下数枚炸弹，弹着地点均在黄河岸边的湖滩地上，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给灵武县城乡人民群众带来一场虚惊。

　　1941年，为了加强宁夏的防空力量，国民党中央军委令直属炮兵三团开往银川，高炮部队布防于银川以北的贺兰县立岗堡。这支部队在名义上归马鸿逵任总司令的第17集团军统一指挥，实际上在防空的同时，又与驻防在中卫县的中央军杨德亮师一起，从南北两个方向对马鸿逵部队进行督战与监视，以防止马家军在抗日期间有所异动。这一时期，苏联也派遣空军部队驻防在兰州，与国民党空军一起，加强西北的防空作战。苏联红军还经常主动出击，远航到沦陷区，对日本空军基地进行不断打击。其间苏联飞机曾因中弹或燃油耗尽，多次迫降在宁夏灵武县、宁朔县、中宁县、贺兰县和阿拉善旗以及陕西的定边县等地农村荒野上，都被当地人民救助，将飞行员安全护送到兰州，人机均未受到损失。与此同时，八路军和敌后抗日军民，也经常组织突击队袭扰、破坏日军用机场，炸毁日本军用飞机，给中苏空军控制西北地区的制空权创造了条件。从此以后，日本飞机再也不敢侵犯我西北领空了。（作者系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新闻来源：新消息报　责任编辑：马江　田丽　实习生：马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