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通电次日南苑发生最惨烈的战斗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7月8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发出强烈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随着全国人民的抗日意识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国民党政府已经表现出抗日决心。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煞有介事的和谈———获悉日军攻城宛平县长吐血进了医院

　　就在战士们拼死守卫的同时，中方的政府代表也正为所谓“求事件和平解决”忙着和日方交涉。据当时中方代表、河北省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事隔一年后的回忆，从7月7日当晚双方的交涉谈判就没有停过，日方多次违背停止武力承诺，再三对我方进行火力进攻。9日凌晨3时，双方刚刚达成停止射击并分别撤退的妥协，可3个小时后日军又突然大炮攻城。7时半北平市长秦德纯在市长府向日方代表交涉，日方解释说有两具阵亡尸体没有找到，留下来的部队是为了找尸体。

　　先前借口“士兵失踪”制造事端，现在又说“找不到尸体”。就是这样的理由，中方代表竟也信了，还表示“倘系单纯搜索尸体，此事甚易，我方亦可帮同办理。”日方也煞有其事地同意各派士兵组成尸体搜索队。这时前方突然报告，“日军飞机、大炮、坦克车、铁甲车等多辆，开到丰台，已将大井村、五里店占领，平芦公路业已阻断……”

　　王冷斋当即“悲愤欲绝”，最后气得吐血进了北平的德国医院。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自12日后，与日军接触数次，但仅一小冲突，因北平方面仍在努力于事件之解决也。乃至20日午后3时，于和平声浪正在弥漫之际，日军复以大炮攻城，且轰击长辛店，共达数百发，宛平城内各机关及民房几全被毁……”

　　躺在医院里的王冷斋哪里知道，也就是在“和平声浪正在弥漫之际”，7月11日日本已在内阁会议上作出《关于处理卢沟桥事件的决定》，要求“军部必须把预先在关东军和朝鲜军方面准备着的部队赶快增援在中国的驻军。同时，在国内也必须动员所需要的部队，迅速派到华北。”

　　“谜”底终于解开！卢沟桥事变中，日本侵略者露出了全面侵华的狰狞面目。无意听到旅长的对话该打就打，打错了我负责！

　　“日军实际上是借和谈为烟幕，施缓兵之计。”2005年6月22日晚，北京中日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作家方军在北京家中向记者分析，位于北京西南的卢沟桥和宛平城.当年是战略要地，卢沟桥既是南下的要冲，又是北京的咽喉，侵华日军一旦占领卢沟桥，北京就是一座死城，华北也就唾手可得。当日军在卢沟桥遭到29军坚决回击后，感到其有限的兵力不足以取平津，于是借和谈争取时间，从东北、朝鲜和日本国内增调大批日军进关，准备大举进攻。

　　那时的孙敬生还不知道什么“和谈烟幕”，但他的感觉是“士气都非常高昂，但上面犹犹豫豫让人感到很憋气！”孙老回忆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所在的217团调往长辛店给卢沟桥守军219团作预备队。列车开动前，老百姓挑着烧好的水，为部队送行。“我正在灌水呢，无意中听到旅长陈秋荣对胡文郁团长说：‘不要光听命令，该打就打，打错了我负责！’但是，到达长辛店正准备攻打丰台，7月28日又突然接到撤退的命令，要求我们掩护全军向保定撤退。”

　　这时的北平已经是另一番景象。上海《新闻报》记者陆诒1937年7月14日在北京采访后是这样记录的：“这里除白天常见日机作编队飞行掠空而过，晚上遥闻日军在郊外进攻的枪炮声之外，商店照常营业，市面仍保持镇定。北平大、中学校虽值暑假，大部分留校教职员和学生都忙于组织抗敌后援会、慰劳团等团体，妇女团体则组织救护队，并日夜加班为前线战士缝制布鞋、衬衫……”南苑战斗惨烈一幕我抡起大刀将鬼子砍死在地……

　　那时平津地区驻军是国民党29军，军长是著名爱国抗日将领宋哲元。宋哲元的外甥女、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李惠兰2005年6月23日上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宋哲元正在山东乐陵，当他得知事变情况后立即电令部队“扑灭当前之敌”。26日晚日军对宋哲元下了最后通牒，宋断然拒绝，并于27日发出自卫守土的通电。

　　就在宋发出通电的第二天，北京卢沟桥不远处的南苑发生了最惨烈的一战。29军老战士付锡庆就是在这一次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的。与付老交往甚密的方军告诉记者，88岁的付老已经在今年大年三十永远离开了，去世前还念念不忘南苑战斗那惨烈一幕———

　　付老向方军回忆：“战斗到最激烈时侵华日军已经在飞机的掩护下打进东门，敌我双方展开激烈的白刃战。这时，有一个鬼子由我身后用刺刀向我刺来，我左手提着机枪，右手握着大刀。忽听见后面有风声，我猛回头和鬼子打了个照面，只见白光一闪，他的枪刺扎进我的左肋。说时迟那时快，我抡起大刀将鬼子砍死在地，鲜血溅满了一身……”

　　重伤的付锡庆让战友带着机关枪去找部队，而自己挣扎着爬了一昼夜：“天上下着蒙蒙细雨，我终于爬到京苑公路的沟里。这时，我看到公路上停着一辆黑色轿车，后面有一辆敞篷车，车上下布满死人和两匹死马，一片血肉狼藉的惨状目不忍睹。以后在医院里我才听说佟麟阁将军中流弹牺牲，而赵登禹将军就牺牲在我看见的黑色轿车里。”

　　7月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沦陷。日本侵略者即向我华北大地大举进攻……

　　7月30日，上海《新闻报》记者陆诒回到保定城，在保阳旅馆找到了同行范长江，见到了七八个南开大学和东北大学的学生。大家都极度悲愤！“江河破碎，骨肉离散，音讯不通，现在已无书可读、无家可归，只剩下一条命，就要跟敌人拼到底！”

　　《广州日报》供稿

　　29军军长宋哲元外甥女李惠兰

　　“我把舅舅两把大刀都捐给国家”

　　“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宋哲元率军作战的重要原则。”在天津市贵州路碧云里小区，宋哲元的外甥女、天津师范大学李惠兰教授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29军最出名的武器就是军大刀，我把舅舅两把大刀都捐给国家。”

　　李老师说，第29路军与大刀密切相关，一人一把连伙夫都有，大片刀3尺长，7斤重，风快！谈到大刀，其中3把大刀与宋哲元直接有关，当中两把还是经由她在80年代才赠送给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

　　其中一把是西北军统帅冯玉祥授予宋哲元的指挥刀。此刀纯纲打制，刀刃锋利，很受宋哲元喜爱。

　　“面对气焰嚣张的日本兵，宋哲元用这把特殊战刀，带头冲锋陷阵，喊出了‘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口号，率军英勇杀敌。”“那一战，日寇死伤达6000多人，成为‘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抗日首次大捷。”

　　另一把指挥刀是张学良赠给宋哲元的。1930年12月18日，宋哲元在天津面谒时任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将西北军缩编，后于1931年1月16日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第3军。1931年6月又以全国陆军统一番号改称国民革命军第29路军。张学良特授予宋哲元一把刻有“张学良赠”字样的将军指挥刀，以示授权，刻刀为特制纯钢，刀鞘雕花精美。

　　背景·实力对比

　　1936年底，中国有军队200余万人，日本军队虽然从1932年起大规模扩军，现役军人也不到40万。

　　如果仅看这些数字，仿佛很难理解，全面抗战刚爆发后，日军为什么竟然能够长驱直入，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岳思平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当时日本的主要工业品产量均已接近英、美、法等世界强国水平。1936年，钢产量531万吨，居世界第六，造船总吨位18万吨，居世界第三。而中国的工业基础薄弱，很多工业领域甚至还是空白。制造弹药的硫酸、硝酸、酒精等化工原料生产严重不足，制造火炮的特种钢、制造弹壳的铜材、光学仪器、通讯设备的生产近乎为零。军队数目虽然庞大，但派别林立，矛盾重重。士兵素质普遍较低，缺乏有效训练，战斗力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