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呼唤中国企业的绿色责任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 潘岳

　　一、中国国情需要企业走绿色发展道路

　　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一波三折。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学苏联，走的是低就业、低消费、高消耗、自我封闭的重工业模式。然而，这个模式并不符合中国人均资源短缺、资本稀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基本国情，再加上政治动荡，走了一段就走不下去了，使我们延误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就在这一时期，日本从满目废墟中崛起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韩国、新

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也都成了新兴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八十年代，我们又学欧美传统的发展模式，用资源高消耗和生活高消费来刺激经济高速增长，这一模式追求资本生产率与利润最大化而忽视资源利用率与环境损失。25年后，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也成了世界上自然资产损耗最严重的国家。45种主要矿产15年后将剩下6种，5年以后60%以上的石油依赖进口，我们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印度的2.8倍。单位GDP污染排放量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十几倍，劳动生产率却是人家的几十分之一。建国50多年来，我们的人口从6亿增长到了13亿，多了一倍，而可赖以生存的土地由于水土流失从600多万平方公里减少到300多万，少了一半。1/3的国土被酸雨污染，主水系的2/5成为劣五类，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干净的水，1亿多城市居民呼吸不到清洁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疾病和呼吸道癌症。中国在人均GDP400～1000美元时，出现了发达国家人均GDP3000～10000美元期间出现的严重污染。按照目前的污染速度，15年后我们的经济总量翻两番时，污染负荷也会跟着翻两番。

　　前几年，大家都自豪地欢呼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我也算其中一个。什么是“世界工厂”？现在看来，就是用自己的资源替发达国家生产低级工业品，用自己的身体去承受污染，所赚取的不过是微薄的加工利润。如我们生产1亿条裤子换一架波音飞机，这值得高兴吗？当然不，这中间区别大了。首先是没有科技含量，其次是没有形成高产业结构，再其次是没有创新出拳头品牌。我们虽是制造业大国，但在国际制造业的产业链上，中国企业大部分都处于中低水平。世界500强企业排名，几乎没有一家中国制造业企业。中低水平的制造业，必然以高能耗高污染为增长代价，尤其是印染业，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生产1亿条裤子的环境损失要比制造一架波音飞机多得多。如此算来，我们廉价出口的不光是裤子，还有资源和环境。如果说中国在当时国情下不得不走这条痛苦之路，那我们今后绝不会再走下去。我们正处在未来发展的十字路口，我们今天的选择，将面对祖先、面对子孙、面对历史。

　　有企业家朋友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先多赚点钱，具备足够物质手段之后再来治理污染？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非要以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来要求自己？原因很简单，第一是我们发动工业化的时间太晚了。欧美日在发动工业化时积极进行海外扩张，通过殖民地的原料和市场积累起雄厚的工业资本，即是说，他们起飞的资源环境成本是全世界买的单。我们开始改革开放时，人家已经发展了几百年，早就划定分割完了所有的国际规则与市场，我们的环境成本转移不出去。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欧美差得太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和环境容量只有欧美国家的几分之一到几十分之一，我们没有本钱跟人家拼消耗。发达国家在人均GDP8000～10000美元的时候解决了环境问题，我们支持不到那一天，当中国人均GDP30 00美元时，环境危机可能夹带着其他社会问题提前来到，我们所取得的那点经济成果根本无法抵挡。中国只有不惜代价地提前解决环境问题。

　　是不是发展与环保永远对立，要环保就不要发展了呢？当然不是。以日本为例，他们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我们更差，开始也学欧美传统发展模式，后来撑不下去了，经过深刻反思走上一条独具东方特色的绿色崛起道路，在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同时解决了环境问题。还有新兴工业化的韩国，在人均GDP5000美元时利用后发优势提前使环境得以好转。现如今，全球所有发达国家全抛弃了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而走向生态工业的绿色发展道路。什么是绿色道路？就是低消耗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持续循环的资源环境体系，稳定高效的经济体系，不断创新的技术体系，更加开放的国际贸易金融体系。中国能不能走？完全可以。但我认为还应该加上两条，注重社会公平的分配体系和开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民主体系。中央去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是过去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如果说过去50年中意识形态的“左”与“ 右”都没解决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那今天“科学发展观”则意味着我们选择了一条超越前苏联和美国模式的第三条道路。中国企业家们能否走或者说如何走，正是今天讨论的重点。

　　除了东部各省，中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初期，让他们心悦诚服地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需要一系列制度政策去支撑。第一是坚定不移地进行把绿色GDP与环保指标纳入官员政绩考核的各种实践。第二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用不同政策去平衡不同的利益群体。第三是保障环境公众参与，以推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种种尝试。第四是循环经济。

　　发展循环经济与开发新能源，是中国发展与环境双赢的唯一选择。循环经济要求企业采用清洁技术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要求企业具有环境成本意识，因为环境是有价值的资源，环境成本内在化与企业绿色竞争力已成为中国企业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其实，发展循环经济比较成功的企业，都能够通过循环利用本企业的副产品或废弃物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随着环保政策日趋严格与资源价格不断上升，使高污染排放型企业的成本压力日益加大，继续传统的生产方式已不再可能，从废弃物中提取有用物质加以循环利用已成为一种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趋势。例如，水资源的短缺已使一些城市的水价大幅上升，而对废水进行处理后得到的中水成本，已经低于自来水价格，这使得很多企业开始回收利用废水资源以降低成本。循环经济还可以增加就业，因为它能使产业链延长。在美国，废旧资源回收业提供的就业机会竟与汽车制造业相当。当然，由于发展循环经济的初期成本往往大于收益，政府应该出台一系列财政、税收、金融方面的激励政策，对走循环经济的企业给予实实在在的支持，这是我们论坛必须深入研究的专题。

　　二、国际潮流迫使企业走绿色道路

　　过去50年中，世界经济增长了20倍，工业生产增长了50倍，使得许多区域性、分散性的环境问题也连成一片。如全球变暖、土地退化、森林锐减、水资源紧缺、臭氧层空洞、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等。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报告说，每年死亡的4900万人口中有3/4与环境恶化有关。环境的急剧恶化导致西方环境政治的迅速崛起，“世界无国界”继“人权高于主权”之后成为国际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许多发达国家常常将环境问题同其他重大国际事务捆绑起来，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一些国家已将人权与环保作为对外关系的两大基石。在贸易领域，发达国家利用环境概念设置了大量的绿色贸易壁垒。

　　绿色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领域，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技术优势，以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名义，通过立法或制订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法规，对发展中国家商品进入国际市场进行限制。绿色壁垒的表现形式主要有绿色关税、绿色市场准入、绿色反补贴、绿色反倾销、环境贸易制裁、PPM标准、强制性绿色标志、繁琐的进口检验程序，等等。初期，是全球绿色消费运动促成了绿色壁垒，因为84%的荷兰人，89%的美国人和90%的德国人在购买物品时都会考虑到产品的环保标准。然而后期的绿色壁垒，逐渐演变成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隐蔽制裁手段。发达国家用提高国内市场的环境标准来设置绿色壁垒，以平衡自己在劳动力价格、运输和原材料价格等方面的劣势。仅1996年，欧盟国家禁止进口的非绿色产品就达220亿美元， 90%都是发展中国家的产品。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环境标准与发达国家差得很远，绿色壁垒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制约将越来越大，对我国出口造成严重影响的标准主要是：食品中的农药残留量，陶瓷产品中的含铅量，皮革的PCP残留量，烟草中有机氯含量，机电产品与玩具的安全性指标，汽油的含铅量，汽车排放标准，包装物的可回收性指标，纺织品染料指标，保护臭氧层的受控物质，等等。从行业上说，农业、纺织、服装和机电行业是我国出口的主干行业，也是我国最容易遭受绿色壁垒的行业。在农业方面，由于老外把身体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们对农产品制定了最严格的标准。因为我国鼓励施用化肥和农药，农产品污染严重，这点上我们没理可讲。在纺织业方面，我们的产品从纤维、纱线、面料一直到成衣，都有很大优势，但在印染和后期处理过程中会对环境和人体造成危害。世界“生态纺织品标准100”对纺织品中的生态毒性物质作了明确的定量规定，这个标准正成为我们纺织品出口的重要障碍。在机电方面，打从1995年机电产品成为我国第一大出口产品时，就遭遇绿色壁垒。我国绝大部分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企业的设计制造及环保检测水准，比起发达国家还差得远，仅机电产品出口一项，我国每年就要因绿色壁垒损失90亿美元。最近，欧盟颁布的《关于报废电气电子设备指令》和《关于在电气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将分别于今年8月和明年7月施行。据中国机电出口商会估算，这两项绿色指令一旦实施，中国受到直接影响的机电产品将达317亿美元，占我们出口欧盟机电产品总额的71%。国际组织主要由发达国家组成，游戏规则主要由发达国家制定。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沉默”中，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今后所设置的绿色壁垒将越来越多，这对我们利用世贸组织共赢规则的初衷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与此同时，中国环境方面的国际履约压力十分沉重。我们每日耗水量世界第一，污水排放量世界第一，能源耗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占世界的1/5。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要么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要么成为全球最大的污染源。老外现在紧盯着我们，中国签署了一系列国际环境公约，签了就得履行，这难度就大了。以《京都议定书》为例，虽然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第一、二个履约期中没有减排的责任，但目前能源工业尤其是电力工业的发展速度太快，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猛增，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开始向我国大批转移钢铁等重污染工业，我们引进的项目虽然比从前有进步，但在资源利用与环境污染方面，比起不断提高的国际标准，差距反倒越拉越大，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如果不立即调整产业结构，如果不实施跨越式绿色发展，如果我们在第三个履约期开始减排的话，必将付出天文数字的代价，我们承担不起。话又说回来，我们当然也不能如此被动。作为五千年文明的大国，也必当起大国的责任。一方面率先履约，高标准严要求地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力争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也要团结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向那些由少数几个国家操纵的不公平的国际规则讨公道，特别是要迫使少数发达国家尽快履行自己的国际环境义务。

　　21世纪经济的主旋律是绿色生态经济，包括绿色产品、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市场、绿色产业等内容，这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对经济生活的具体要求。政府必然会采取更为严格的环保措施和环境标准加大企业的环境成本，也会出台一系列环境经济政策鼓励企业进行绿色生产。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不是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太过火，也不是我们环保局与大家过不去，而是世界大势所迫。谁提前采取绿色战略，谁就在未来的竞争格局中占据主动。

　　三、社会责任要求企业走绿色发展道路

　　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再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全球开始兴起声势浩大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1997年，全球第一个关于企业道德的自愿性国际标准——全球社会责任标准体系(SA8000标准)出台；1999年，美国推出“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2001年，澳大利亚推出社会信誉指数；2002年，联合国推出呼吁全球企业界遵守社会责任的《联合国全球协约》。“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商业惯例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容。

　　社会责任能大幅提升企业竞争力。道琼斯分析师说，凡资产回报率最高的公司在治理污染和节约资源方面都同样优于竞争对手；凡充分考虑社会和环境影响的公司股票业绩都比其他公司好。杜邦公司就是凭着“环保理念”从一个总资产仅为3 .6万美元的火药小作坊成长为年销售收入240亿美元的跨国巨头。在国际上，是否履行社会责任正成为企业是否能进入全球市场的关键。近年来，沃尔玛、家乐福、雅芳、通用电气等超过50家跨国公司巨头开始在订单中加上社会责任的条款，要求企业必须通过社会责任的审核才能进入电子订单系统。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在中国设立了社会责任部门，自1997年以来，我国沿海地区至少已有8000多家企业接受过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审核，许多企业因为不合要求而被取消了供应商资格。

　　社会责任是现代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素，慈善公益又是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据福布斯慈善榜说，十年里，美国富豪的慈善捐赠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其中比尔·盖茨捐赠230亿美元，占其净资产一半以上。相形之下，中国1000万家注册登记的企业中，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足1%；中华慈善总会所获捐赠70%都是来自国外和港台，国内富豪们的捐赠不到 15%。我们的企业家们应该明白，有财富没有责任，有资本没有道德，有地位没有良知，都是残缺不全的社会力量。只有财富和社会责任的结合才能把一个赚钱机器变成一个富有影响力的阶层，才能够赢得真正的力量和尊重。由此我想起，有人对我们在市场经济前加上社会主义不理解。如何体现道德市场与诚信机制？这道理深了。我们不仅要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要真正走成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最怕的，就是两个都没走好。

　　在西方，是新教伦理塑造了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企业家精神。在中国，靠的是儒家文化。把儒家伦理和西方管理思想融为一体的商人被称为儒商。具体地讲，儒商就是既有中国人文美德，又有现代管理意识的企业家和经营者，是我们东方企业家的理想范本。儒商特别强调社会责任、群体意识、国家观念、公益奉献，特别强调“好学重教、以智经商”“以义取利、诚信为本”，在义与利、公与私、家庭与社会、金钱与道德之间找到适度的平衡点。儒商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可惜我们在砸烂孔家店的同时顺带也把儒商精神一扫而光。然而，我们抛弃了的，“亚洲四小龙”却捡了起来，包括儒商精神在内的大中华文化与西方制度的结合，成就了他们在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的经济奇迹。这一东西文明合璧的成功范例，至今还令许多中外学者兴奋不已。

　　中国此时最需要儒商精神。我们经济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发展成果却分配得不公平。权力与财富向城市、东部和富裕人群集中，农民、西部地区和贫困人群在就业、教育、社保等方面成为二元结构的牺牲者。环境方面也是如此。某些人的先富牺牲了多数人的环境，某些地区的先富牺牲了其他地区的环境，环境不公加重了社会不公，社会不公又带来了社会不和谐。中央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而唯有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促进人与人的和谐，唯有人与人的和谐才能最终达成人与社会的和谐。改革初期，我们实行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企业家就属于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现在他们理应回过头来主动承担起弥合社会差距、创造和谐社会的责任。环保属于公共事务，关系着所有人的切身利益，最易达成社会共识和共赢，是实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的最好切入点。如果能够由此着手，我们将培育出中国企业家新的公益形象，将塑造出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精神。

　　中华民族此刻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绿色崛起是中华民族最为迫切的选择。作为最有活力的社会组织者，如果我们的企业家们能够在中国实现跨越式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发挥先锋作用的话，他们不仅将会获得巨大的利益回报，还将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历史性贡献。环保总局将和各位企业家携手，就循环经济与新能源的各项激励政策，就环保基金、环保标准、环保法规，就环境决策民主化等各个方面与大家共同探讨，共同创新。

　　古今中外，凡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商人，尽管各自经历完全不同，但青史留名的原因都相同，那就是超越了自身的商业领域，对政治、社会、文化、环保等方面做出了特殊贡献。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洛克菲勒家族的第三代传人、美国风险投资领域的创始人劳伦斯·洛克菲勒最让人难忘的，不是他在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的名次，而是他用大量金钱保护了大批国家公园，创立了美国环境保护协会和致力环保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大的公益就是最大的功德。中国最大的功德事业是什么？环保当然算一个。建设一个绿色的、可持续的、民主的、公平的社会主义中国，就是最大最大的功德，就是最大最大的政治使命与社会责任。让我们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