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专访曾荫权：曾因金融危机冲击香港而流泪

　　2005年6月30日，也就是香港回归8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央视记者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办公大楼第5层特首办公室专访了曾荫权。

　　特首曾荫权 我一共一百个领结一天一换

　　记者：问一个很私人的问题，您一般每天是根据什么来决定打什么样的领结？

　　曾荫权：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一共有100个领结，有4个架子，每个架子有25个，我每天换一个，晚上放进去时再在把旁边邻近的拿出一个来。一百天以后就做另外一次，也就是说隔一百天之后我会再次看到这个领结。但可能也有部分退休的放下架，买了新的放进架子。

　　打领带太花时间，所以选领结

　　记者：为什么选择领结呢？是因为它很方便，还是用它更有个性？

　　曾荫权：我告诉你，这个是效率最高的东西。领带很漂亮，但是弄坏的机会也最高，汤、酱油会进去。但是用蝴蝶结，永远不会有这个问题。另外我个子矮小，每天打领带会花很多时间。但这个蝴蝶（结）它没有这个问题。

　　主席要求我不要改变风格

　　记者：在北京接受中央政府任命那两天，过程虽然很短，但是感触还是很深的吧？

　　曾荫权：对，不是两天，那是一个晚上两个白天，当时我第一次同主席、同总理对话每人都超过了一个小时。主席同总理语重心长地对我讲了很多的事情。主席要求我不要改变自己的风格，我很受感动。这是对我很大的鼓励。因为我是代表香港人，我们的价值观同一般的内地同胞价值观很有点不同。衣服不同，我蝴蝶（结）它也不同。但是主席接受我，总理接受我，他们支持我，真正地落实了一国两制，我很感动。

　　我心里有活力，想多做事

　　记者：从您正式接受中央的任命，成为特首到现在，几天时间过去了，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曾荫权：时间过得很快，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快，但是还没有感觉到压力。最重要的是因为时间过得快，没有什么机会静下来反思，但是感觉还是好的。我心里有很大的活力，希望多再做点事。

　　记者：会不会有一点兴奋。

　　曾荫权：有啦，这个不可以避免的，但是总的感觉是好的，给我一个新的机会，同一般的老百姓要短距离地见面谈话，听听他的心声，很有意思的。

　　我希望百姓讲

　　曾荫权是一个好的香港仔

　　记者：您正好说到了这一点，很有意思，今天我一到香港就翻报纸，了解到星期一刚有委员跟您提出建议说应该去看看老年人的医疗问题，您星期三上午就去了，为什么要这么快？

　　曾荫权：这是听他们讲了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想了一晚以后，立即约立法委员去看看。很有意思，当天我们就是六点多钟开始，到九龙一个公共的诊所，很多老人家五点钟开始已经排队，真苦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避免他们生着病还需要排队这么长时间。

　　记者：在未来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头，您是否都可以保证这种高效率的工作方法？

　　曾荫权：我以前做事也是不慢的，我的要求很高，对于自己的要求高，对我的同事要求也高。我发觉，如果快，错的机会也有，但是小。

　　记者：但是当有一天您会离开为香港百姓服务的这个政府的位置的时候，您希望那个时候百姓怎么送别您？

　　曾荫权：我希望他们讲，他是个清官，他是一个好的香港仔，他做了一场挺好的香港梦。

　　长子曾荫权

　　我的童年穷但是快乐的

　　记者：曾荫权出生于1944年。当警察的父亲崇尚“棍棒出孝子”的教育方式。作为家中老大，曾荫权经常会因为做错一些事情被父亲责打。但这丝毫无损曾荫权对父亲的敬爱，反而让他从小培养起了一份责任感。为了帮父母带好其余四个弟弟妹妹，他很小就开始打工贴补家用。

　　曾荫权：我们一家人住，有一段时期，在五十年代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很小很小的房间。但是我们没感觉到缺乏什么东西，因为邻居也一样，每天都打打骂骂，没有办法。以前那些生活都挺快乐的。我们就是游戏，没有什么东西，就是捉迷藏，打球，踏单车，这是最好的玩具，其他没有了。我的童年还是快乐的。

　　没读大学但还是感激香港

　　记者：在六个孩子的家庭里，您是长子。在中国人的概念当中，长子是非常难的，他跟特首的某些品质很相似，忍耐、牺牲、榜样、然后努力等等，有没有感觉到当时做长子是很难？

　　曾荫权：做长子就有势力，有权力，但是有责任的。因为我们家庭生活不富裕，没有机会上大学，老二（弟弟）也没有机会上大学，但是老三以下全部都上大学了。我赚了钱就给父亲母亲，他们就可以用钱供养我两个弟弟妹妹上大学。但是我没有发觉到我同老二有什么毛病，因为香港也给了我们同样的机会。如果我们付出了一分努力，可以得到可以接受的结果。我对香港十分地感激。

　　我的梦想就是找一个工作

　　记者：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梦想吗？

　　曾荫权：我自己的梦想，不单是我一个人编织的梦想，是香港人一起编织的梦想，就是经过自己努力、拼搏，有一个工作，一步一步地爬升。这个不单是我曾荫权可以做到，在公营部门很多人都做到了；在私营部门，每个人也都有机会爬升。最重要的是要努力，要耐心，就可以实现目标。这也是香港的梦。

　　我们最典型的精神就是全力以赴，有目的，有目标，有耐心，有耐力，接受新的知识新的技术等。

　　推销员曾荫权

　　吃的白眼不少，碰的钉子不少

　　1964年，曾荫权预科毕业后，他被香港大学建筑系录取，但由于家庭经济拮据，身为家中长子，曾荫权放弃上大学的机会，20岁便投身社会。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辉瑞药厂的西药推销员。

　　记者：因为您已经屡次地提到它，说您在年轻时候做了个孤独的推销员，然后不断地要去医院碰钉子。为什么要经常提到这段经历？在您回忆的时候，是很温暖很感动地回忆它，还是很难过地回忆它？

　　曾荫权：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是个很好的开始。当时吃的白眼不少，碰的钉子不少。但这个工作是给了我最好的历练，给了我耐心。每一天工作以后，我一定要自省，我今天为什么得到这样的结果，是我说服力不足？还是客人不合理？这个工作让我有机会与对不同的人接触、对话，这对我往后的工作，特别是对不同阶层的人士对话很重要。我很尊重这个回忆的。短短的两年对我十分重要。

　　留学生曾荫权

　　我很努力，最后九科全都是A

　　记者：（1967年，曾荫权考取二级行政主任职系，加入政府公务员行列。与众多精英人士为伍，仅有高中文凭的曾荫权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直到1981年，香港政府给了曾荫权一个难得的到哈佛深造的机会。）而那时，您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大家开始替您担心，行吗？能不能拿下来？

　　曾荫权：在那段时间当然是做了一些努力，最重要的是我感觉我珍惜当时的机会。虽然我当时三十多岁，但是有我夫人的支持。她是同我一起去的，对我一直很支持。我很努力，最后九科全都是A。

　　司长曾荫权

　　金融危机冲击香港，我哭了

　　1982年，曾荫权在哈佛大学获公共行政硕士学位毕业后回到香港，当时他是首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香港政府高官。1984年曾荫权在沙田担任政务专员。由于政绩突出，一路获得提拔，1995年曾荫权成为港英政府首位华人财政司高官。1997年香港回归后，曾荫权在特区政府执掌财政大权，也就在那个时候，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1997年7月中旬到1998年8月，著名“炒家”索罗斯联同其他实质财力雄厚的金融“大鳄”三度冲击在香港奉行的联系汇率。在猛烈的冲击下，港元兑美元汇率迅速下跌，各大银行门前出现了一条条挤兑的人龙，这也是香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未遇到的情况。

　　记者：当时您作为财政司司长，要积极地去面对它。但我也听说您自己说过，曾经在半夜有过睡不着觉醒来流眼泪的时候。

　　曾荫权：哭了。哭了。哭了。用的储备不是我自己的钱，而是香港老百姓汗水，用得不对怎么办？对付炒家是必须的，但是对我自己经济的信仰又是不对的。我很崇信一个自由经济的政府在市场领域是不应该干预不应该插手这项事件的。但是当时市场完全破坏了，不能不做事。我感觉到如果做错了，受苦的不单是我一个人，还有其他香港市民。那段时间是最苦的。但是下定决心后我就不怕了。我每天做事已经有目标，一定要做好。当时是外国人欺负我们，很清楚，我们没有对外国贷款，我们是平衡预算案，我们贸易是平衡的，我们基金是充裕的，银行里储备也是丰富的。因为我们有钱，他们欺负我们。据央视《东方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