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挑战新“天问”

　　由世界顶级大发明家爱迪生创办的美国《科学》杂志，今年迎来了创刊125周年。这样一家世界顶尖、影响很大的科学刊物的125周年庆典，“场面”似乎很小，既不开会，也不讲话，只是邀集各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在今年7月1日出版的新一期《科学》杂志上，提出了125个挑战目前全球科学界的重要基础性问题。这125个新“天问”，引起了全球科学界的关注和震动。

　　在《科学》杂志所提的125个“天问”中，关于生命科学领域的问题最多。比如，人类意识的生理基础是什么？为什么人类的基因只有大约2.5万个，远少于早先的预期？基因变异和人类健康的联系有多紧密？人类的寿命能延长到多久？什么在控制器官再生？皮肤细胞如何能变成神经细胞？人类是否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命？又比如，地球上的生命从何时何地开始兴起？是什么基因变异使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区分开来？记忆是如何存储和恢复的？如何将海量的生物信息数据综合成生命活动的图景？等等。《科学》杂志编委会特别强调，在125个问题中有25个问题最为醒目，而且有望在不久将来得到解决。这25个问题涉及的范围从宇宙构成、地球演化、生命起源直到人类自身。

　　显然，与2000多年前我国伟大诗人屈原提出的“天问”相比，新“天问”提出的这些问题，反映了人类认识大自然广度和深度的拓展，以及科学研究的长足进步。破解125个新“天问”，关系到人类科学技术的新飞跃、新突破。全球在呼唤挑战新“天问”的大科学家———21世纪的哥白尼、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

　　中国科学界如何回应这个挑战？

　　众所周知，基础研究的特点是，周期长、出成果慢。一般没有5年、10年的“冷板凳”，要想出成果、特别是出原创性成果，谈何容易！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怀尔斯教授7年没出过一篇论文，仍然得到学校的支持和尊重，最终证明了费马大定理，并因此获得菲尔兹特别奖。据了解，即使在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几百位科学家中，也只有一部分科学家在诸如《科学》、《自然》、《物理评论》这些世界学术顶尖的杂志上发表过论文。

　　反观我国，无论是高等院校还是科研机构，对老师和科研人员的考核一般都实行工作业绩量化考核制度，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在相应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承担一定数量的科研项目，拿国家多少万元的科研经费，等等。这种重数量轻质量的考核方式，助长了科研工作的浮躁风气，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学术腐败的蔓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使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等基础科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越来越弱。过去，是最好的学生学数学、学物理，现在即使是很有理科天赋的学生也都奔计算机、经贸、法律、财会等实用学科去了。有的在全国理科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奖的学生，也不报考基础理科专业。重实用、重实惠，轻基础、轻追求等风气的形成，使我国科学界在当代挑战新“天问”的基础科学研究领域落伍了，以至于难以出现世界重量级的大科学家。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一段精彩的话：“不管时代潮流和社会风向怎样，人总是可以凭着自己高贵的品质，超脱时代和社会，走自己正确的道路。现在，许多人都为电冰箱、汽车、房子而奔波、追逐、竞争。但是也有不少人，他们不追求这些物质的东西，他们追求理想和真理，得到内心的自由和安宁。”今天，我们确实需要有这样一批追求“内心的自由和安宁”的科研工作者，孜孜以求，刻苦钻研，不畏清苦孤寂，通过挑战新“天问”，一步步向世界级大科学家的目标不断攀登。

　　周瑞金